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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一改革对中国农村地区尤为重要，因为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仍然居住在农村地区。然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不平等的问题，这引发了广泛的研究兴趣。农村地区的不平等现象包括土地分配不公、财富差距扩大、教育和医疗资源不均等问题，这些问题对农村居民的生计和社会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解中国农村市场经济与不平等关系的重要性不容忽视。随着中国的经济快速崛起，其农村地区的市场化改革成为全球经济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来自多伦多大学的Dwayne Benjamin和Loren Brand于1999年5月在经济学国际顶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论文“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Parallels with the Past.”，作者通过比较中国东北农村上个世纪30年代的和90年代的不平等状况来探讨系列目前所关心的问题。

作者通过对比发现中国90年代和30年代的不平等状况有着相似之处。此外，较大的不平等程度呈现在村庄内部，这也与30年代的情况类似。研究进一步讨论了两个可能影响地区不平等的制度。一方面，欠发达的要素市场加剧了不平等。另一方面，家庭过去起着重要的再分配作用，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一作用现在已经减弱了。

（一）理论分析

从简单的新古典的收入模型出发，其市场出清的假设使得我们可以对于收入的分配进行直接预测。由于个人的收入源自禀赋的收入产出，再以现行的要素价格计算，因此禀赋的多少和要素的价格就完全决定了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如果全国范围内的要素价格一致，那么不平等的状况就取决于要素的分配状况，比如，农业用地的数量和质量、气候、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要素禀赋的差异可以解释地区间的和不同地区的不平等。研究通过以下几点分析改革的效应。

首先，市场化改革会改变要素价格，尤其是与工业化和非农就业相关的教育和创业的人力资本回报。但是也要认识到并非所有的价格都是市场化决定的，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税收、补贴和粮食配额也会影响到要素价格从而进一步影响不平等状况。

其次，改革也会改变要素状况，例如，技能回报的增加可能会促使个人投资于人力资本。人们也可以迁移到工资更高的地区。政府也可以操纵禀赋的分配，例如政府可以均等化土地使用来缩小不平等，也可以限制农民的迁移到较高工资的地区。

一般均衡的交互分析使得原本简单的模型复杂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它遗漏了市场化改革作为交换机制的重要作用。需要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经济改革绝不仅仅是重新分配禀赋和调整要素价格。要素市场的不完善和发展不充分是不平等的重要诱因。在地区层面，市场的发展决定了家庭可以基于现行的价格进行交易获得收入的多少。不完善的土地租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信贷市场都有可能加剧不平等。同时市场的发展也会影响到不平等的空间结构。要素的流动和贸易可以通过全国范围内禀赋价值的的均等化来减少不平等程度。

（二）上世纪30年代的不平等状况

在研究上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的不平等状况时作者使用了上世纪日本在中国东北农村的调查数据。数据分析的结果呈现在TABLE 1中，从22个村庄中抽取了1094个农村家庭，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约四分之三的收入不平等出现在村庄内部而不是村庄之间，因此可能要注意一些地区性的因素在解释收入不平等中的作用。

在理解农业耕作的重要性的前提下，首先应该分析土地分布的重要影响。事实上，1935年的农村的土地分配非常不平等，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不拥有任何土地。土地的基尼系数为0.72，明显高于收入的基尼系数，这表明其他因素缓解了土地不平等对收入的影响。劳动力禀赋比土地分配更加的平等，而在某些地区，更高的劳动回报有助于抑制土地不平等的影响。

但更为重要的是农村要素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土地租赁和非农劳动力市场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土地的使用状况。数据表明，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被出租，而超过40%的家庭租赁土地耕种；近一半的家庭雇佣或者受雇农业劳动力。这些都表明家庭可以通过要素市场调节资源禀赋的不均衡以减轻由于土地因素引起的收入不平等。但是这种市场交换机制是不完善的且发展不充分的，村庄内部农村家庭的土地和劳动力的边际回报差异持续存在放大了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平等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个人年龄是收入不平等的另一个潜在阻碍因素，个体的收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然后减少），而土地财富则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而积累。文章也分析认为典型的收入分配的周期效应仍然是适用的。

（三）上世纪90年代的不平等状况

研究对于当期不平等情况的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主要是基于与1935年相同地区的30个村庄780个家庭的重新调查的数据。与30年代的统计数据一样展现在了TABLE 1的右侧。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尽管土地的分配更加平等了，但是收入的不平等仍然与30年代持平，基尼系数是0.38。空间分解也与20世纪30年代相似，只有五分之一的家庭收入差异是由不同村庄之间的差异来解释的。超过一半的农村收入是通过农业种植以外的途径获得的，因此非农就业可能是目前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不同家庭和不同年龄组别之间人力资本禀赋的不同可能影响不平等的组内和组间之间的差异。在一些发展较好的村庄，教育和创业的人力资本回报增加，那些拥有这些禀赋的家庭可以利用并增加收入。因此可以预期，有着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的地区有着更大的收入不平等。而有限的非农就业机会意味着欠发达的的劳动力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受教育程度最高、能力最强，具有社会关系的人员能获得较高工资。劳动力市场机会的扩大则可以改善不平等，允许更多的家庭参与非农业就业，充分发挥其劳动禀赋的价值。

在村庄内非农就业不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不允许家庭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表明上土地使用的平等实则会加剧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往的研究表明土地和劳动力的减少严重的加剧了不平等和低效率，因此将土地从积极参与非农工作的较为富裕的家庭转移到更少非农就业机会的家庭将会改善效率和不平等。虽然要素市场的不均衡发展与上世纪30年代呈现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仍然有着一个重大区别，中国农村人不在生活在大的宗族家庭而是更多的生活在核心小家庭中，而家庭作为财富分配的主要方式，家庭组织的变动就显著的影响着不平等状况。

（四）结论

研究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的不平等状况出发，对比分析了中国90年代农村不平等的发展状况，分析了为农村市场化转型时期的不平等动向。与上世纪30年代的情况类似，不平等主要来自于组内的分析而非村庄之间的差异；这也表明不平等的分析需要借助更多的地区性的制度等因素。研究还表明活跃的要素市场可以使得家庭充分利用其土地的劳动力禀赋以减少不平等差距；90年代的农村仍然存在要素市场发展不完善的缺点，一方面原因是地区间非农就业机会的差异，另一方面原因是政府对于市场化进程的干涉。同时研究还分析了家庭规模和老年人的相对地位对于不平等进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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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未央网专栏作者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首图来自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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