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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的研究越来越认识到创业精神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熊彼特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创业活力是创新和增长的关键因素（Philippe Aghion and Peter Howitt，1997）。大量的政策研究都指出了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World Bank，2003），但是对于企业家身份的研究还是相当有限。

目前，社会科学中对于创业精神的研究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聚焦于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在促进或限制创业精神方面的作用。制度问题首先体现在信贷约束上，其使得企业家无法通过借贷创办企业；其次，财产权利的不稳定无法为企业家提供足够的激励；一些监管负担也使得创设新企业变得困难。

第二，聚焦于社会学变量对于企业家行为的塑造上。例如，社会学家研究了社会网络对于创业行为的促进和抑制作用，而社会网络的影响可能是多渠道的，如家人、朋友和种族团体。

第三，关注企业家个人特征的影响。心理学家研究了个人特点和创业行为的联系，例如个人信念、风险态度、自信程度等。

虽然以往的研究已经探究了以上提及的多方面的因素，但是仍然未将其他因素纳入分析。

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Simeon Djankov，清华大学的钱颖一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Gérard Roland和来自巴黎经济学院的Ekaterina Zhuravskaya于2006年3月在经济学国际顶级期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论文“Who are China's entrepreneurs?”。文章利用中国企业家调查数据集匹配了相同个体特征的非创业者数据以填补往期研究的空白。

01 研究数据

为了理解企业家和非企业家在个体特征、家庭背景、社会网络、信念与价值观、对于制度环境的感知等方面的差异，研究数据中同时用到了企业家和非企业家的样本。

作者于2004年-2005年在北京、武汉、黄石、广州、中山、西安、宝鸡7个城市进行企业家随机问卷调查。

注：此处的企业家指5名或者5名以上员工的企业拥有者或者共同有用者。

2004年随机调查了414个50至53岁的企业家；

2005年又使用同样的抽样方法和原则调查了561名非企业家。

其中，80%的样本是根据与企业家样本相同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来抽取，剩下20%的样本则不考虑人口统计学特征完全随机抽取，这样的抽样方法主要是确保人口统计学的差异不是分析结论差异的主要原因。

最终针对1275个受访者具体信息进行问卷调查，主要包括其是否创业或者自雇等相关信息。

02 企业家与非企业家的比较

研究中主要使用了控制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等条件下企业家与非企业家之间的比较，且主要的比较结果在控制了个体当期的财富水平的情况下仍然稳健。

就个人特征而言，研究没有发现二者在认知测试或教育表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结果确实发现：企业家更具流动性、更加富有，且更愿意接受风险中性的赌博选项。

例如，当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以下两个风险选项其中之一：

• A：以1/2的概率赢得10美元和以1/2的概率输掉10美元;
• B：以1/2的概率赢得20美元和以1/2的概率输掉20美元。

90%的企业家回答了是，而非企业家中回答是的比例只有57%。

就家庭背景而言，企业家的父母并没有比非企业家有更高的教育水平，但他们更有可能当过老板或者负责人，平均而言也更加富有。更重要的是，在企业家家庭成员中（包括父母、叔辈、兄弟姐妹）有企业家的数量是非企业家的三倍。

当受访者被问及从童年和青少年阶段中各列举5个朋友并报告这些人中有多少已经成为企业家时，两者的结果也有显著差异，企业家群体报告童年朋友中企业家为0.84个，青年朋友中企业家群体为1.27个，非企业家对应地则报告只有0.55个和0.44个。

此外，企业家和非企业家在动机和贪婪程度长呈现显著不同。

当受访者被问及当收到一笔数额约为中国年人均GDP（500万美元）5000倍的意外之财时是否考虑退休，企业家要比非企业家要更少给出肯定回答，而且约有70%的企业家回答的原因是还想要挣更多的钱，而非企业家中这一比例仅为43%。

但是企业家更多的感到自己并不快乐（企业家92% vs 非企业家91%），认为他们在生活中更加成功（企业家64% vs 非企业家43%）。

研究进一步调查了受访者的价值观和信念等问题，其中有两点差异较大，企业家认为工作更为重要（企业家80% vs 非企业家63%），而且更加重视政治自由（企业家73% vs 非企业家28%），企业家也表现出了更多的对于商人和下属的信任感；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点是，企业家更加认为贿赂情有可原。

在营商制度环境的感知方面，企业家和非企业家存在显著的差异。企业家比非企业家认为商业环境更加友好。

例如：

• 非企业家更多的将复杂的税收规则（企业家10% vs 非企业家28%）和敲诈（企业家10% vs 非企业家43%）视作问题；
• 只有12%的企业家认为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不稳定是一个问题，但是非企业家持此观点的人占比约为39%。考虑到腐败和犯罪问题的非企业家的比例分别为48%和45%，而相应的企业家的比例仅为17%和9%。

同样地，26%的非企业家认为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供应都很差，而只有4%和6%的企业家持有此观点。

在控制理论城市差别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企业家对于地方政府对商业的态度更加持有积极的看法，但是对中央政府的情况则正好相反。

03 不同类型的企业家和非企业家

研究数据中还包含了不同类别的企业家（机遇创业和必要创业），非企业家中又包含了从未考虑过创业、考虑过创业但是没有成为企业家、创业之后失败三种类别，因此可以进一步分析各种类型及其影响因素。

表1中的前三列展示了probit回归的结果，第一列是被解释变量为是否创业虚拟变量，第二列结果是企业家是否经历过正增长虚拟变量，第三列是非企业家样本，被解释变量为是否考虑过创业虚拟变量。

在以上三种情形下家庭成员中有创业者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在第一和第三两种情形下朋友中有创业者也与创业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正向联系；这些都表明了社会网络在企业家创业之中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同时，研究结果也发现风险偏好以及贪婪显著的影响着企业家创业，在第三列中，家庭和朋友对于企业家创业仍然显著，但是风险偏好以及贪婪不再显著。这表明社会环境对考虑成为企业家的个体有着影响，但要想成为一名企业家，冒险和贪婪可能是个必要的条件。

第4种情形将所有受访者成三类：企业家、创业失败的非企业家、从未创业的非企业家。

第五列中创业失败的非企业家中有最大比例的家庭和朋友创业者，这可能是他们早期能够成为企业家的重要原因。但是创业失败的企业家在能力测试得分中表现最差，且认为自己的学业表现最佳但认为政府的营商环境不友好，这也许也是为什么这些人创业失败的原因。

最后，研究探讨了发现商机而创业的机遇创业者和因为找不到工作而被迫创业的必要创业者。情形5 展示的是混合了以上两种创业类型和非企业家的样本的回归结果。

结果发现，那些必要创业者在家庭和朋友的企业家数、风险态度和贪婪程度上居于机遇创业者和不创业者之间。

04 结论

在中国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谁成为了企业家？研究试图通过微观的调查数据回答这一问题。

研究发现，在控制制度环境的前提下，有更多企业家家人和企业家朋友的个体更加有可能创业。这表明了社会网络环境对于创业的正向影响。与熊彼特的研究相呼应，企业家和非企业家在风险态度，闲暇-工作偏好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同时，创业失败的个体在能力测试得分更低、自我学业评价更高、而且对于政府营商环境评价更加消极。

References

【1】Aghion, P., Ljungqvist, L., Howitt, P., Howitt, P.W., Brant-Collett, M. and García-Peñalosa, C., 1998.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MIT press.

【2】Djankov, S., McLiesh, C. and Klein, M.U. eds., 2004. Doing business in 2004: understanding regulation (Vol. 1).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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