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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严重，且仍在继续恶化。OECD估计美国的收入基尼系数于2013年就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0，被认为“收入差距较大”；世界银行（World Bank）最新估计，美国2018年的收入基尼系数达到了0.42。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是最高的（OECD，2015）。

自2019年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美国收入不平等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也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穷人本身就缺乏医疗和经济保障，因而更容易受到Covid-19疫情，以及随之引发的经济衰退的冲击。根据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最低收入工人在2020年2月1日至6月底之间的失业率最高，而最高收入工人在此期间的失业率最低。截至2020年6月底，最低收入的工作岗位仅为2月1日的81%，而最高收入的工作岗位则占大流行前工作岗位的96%。此外，收入分布最顶端的人群宣布他们的财富在疫情爆发期间仍在飙升。根据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对《福布斯》数据的分析，在2020年3月18日至2021年1月18日期间，所有美国亿万富翁的总财富从大约2.947万亿美元增至4.085万亿美元（增加了1.138亿美元或39%）。在美国600多位亿万富翁中，最富有的五位——杰夫·贝佐斯、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沃伦·巴菲特和埃隆·马斯克——在此期间的总财富增加了85%，从3580亿美元增至6610亿美元。

美国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一直是国会和公众的焦点。在当前严重的健康和经济危机之际，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加剧正在引发道德、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挑战。本文基于现有相关文献，展示了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状与趋势；美国贫富阶层收入不断扩大的原因；以及贫富分化造成的不良结果。

美国贫富阶层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

美国贫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在2013年就被国际组织认为超出了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在先进经济体中处于最高的水平，并且在近10年中不断地快速加剧。本部分根据CRS最新政府报告展示了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状。

今天，美国国民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收入分布最顶端的少数富人获得了相对更多份额的国民收入，因而贫富阶层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惊人。

较少数富人分得了绝大多数份额的收入

从收入分布情况看，大多数个体分布在中低收入阶层，少数个体在高收入阶层，并且最高收入阶层分得了最大份额的国民收入。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家庭收入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家庭收入分布形成一个右偏态分布，绝大部分家庭分布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区域（小于7万美元），较小比例的家庭分布在最高收入区域（20万美元以上）。此外，家庭收入中位数为68703美元，而平均家庭收入为98088美元，这意味着少数高收入家庭分得了更多的收入。

贫富阶层之间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巨大

较少数最高收入群体分得了国民收入的绝大多数份额，可想而知，贫富阶层的平均收入水平存在惊人的差距。表1展示了2019年五分位收入阶层的家庭平均货币收入水平。由表1可见，在2019年，顶层20%家庭的平均收入为25.5万美元，分别约是第4阶层20%家庭（11.3万美元）、第3阶层20%家庭（6.9万美元）、第2阶层20%家庭（4.2万美元）和低层20%家庭（1.5万美元）的2倍、4倍、6倍和17倍。

表1 2019年美国五分位收入阶层的家庭平均货币收入水平

若再进一步探究收入分配最顶端的收入水平情况，会发现最顶端阶层内的差距也相当的大。CRS展示了来自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ID）对前1%成年人的平均收入水平的统计数字（见表2）。如表2所示，前1%的收入分配差距也相当大。分布在最顶端的0.01%的成年人的平均收入约为2872.18万美元，约是前1%成年人平均收入（包含前0.01%成年人在内）的20多倍。

表2 2019年美国收入排行前1%个人平均收入水平

收入最高和最低阶层的流动性较弱

根据CRS，从短期看（5年内）美国收入流动性（一个家庭或个人从原来的收入等级转移到更高或更低的收入等级的可能性）很弱。换句话说，在5年或更短时间以后，家庭更可能维持在当前的收入等级，特别是底层和顶层家庭最不可能（向上和向下）转移到其他收入阶层（参见图1）。

图1 2009—2012年家庭收入流动性

资料来源：John J.Hisnanick、Katherine G.Giefer和Abby K.Williams，《经济福利动态：2009—2012年美国收入分配波动》，美国人口普查局，家庭经济研究，第70-142页，2017年7月，图2。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百分比总和不能达到100%。

美国的收入流动性会随着时间逐渐提升，然而底层和顶层家庭仍然最大概率地保持在最初的收入阶层。美国1987至2007年家庭收入流动性数据显示，在1987年52%处于收入底层的家庭会在20年以后仍保持在最低收入阶层，收入顶端的48%的家庭会在20年以后仍是收入最高的群体。

美国国内贫富分化不断恶化的原因

本节根据文献，介绍造成美国贫富阶层收入分配不平等在近50年中不断恶化的原因：科技进步和全球化；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市场集中度提高；种族歧视；工人议价能力下降；和税收累进程度降低。

科技进步和全球化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科技创新和国际贸易与投资给美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和财富。随着互联网的出现，科技巨头应运而生。企业利用全球供应链、技术突破和国际市场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将一些企业转变为跨国巨头，创造出高端就业机会，对高技能和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求持续上升，并制造出一系列消费者能够负担得起的全新的产品。

与许多发达经济体一样，美国经济主要以服务业（信息、商业和专业服务、医疗保健、餐馆、旅游、金融服务）主导，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轻。20世纪60年代，美国开启了“去工业化”进程，逐渐将制造业生产外包给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越南和墨西哥等，取代了国内部分制造业的工作岗位。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制造业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一直在下降。2019年10月，美国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公布2019年第二季度制造业占GDP百分比为11%，创造了7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图2 1939—2019年美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就业百分比

资料来源：PIIE（2020）

注：数据不包含农业部门。非制造业包括采矿和勘探、建筑业、私有服务和政府就业。年度值等于阅读数据的平均值。

科技进步和制造业的衰退导致了对低成本（中低收入）工人（例如工厂的生产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小。而科技和贸易的扩张，特别是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快速发展，给高技能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带来了不成比例的优势，也强化了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分化的程度（PIIE，2020）。彼得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发现，从2001年到2016年，美国制造业每年因贸易扩张而净流失约15.6万个就业岗位，或者说，每年大概有1%的工人下岗。另外，PIIE指出，没有大学学历的男性和工人受到的冲击最大，尤其是在美国大城市以外的工业城镇。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已经退出了劳动力大军。相比之下，受过高等教育和技术熟练的工人，尤其是城市地区的工人，会获得额外收入。

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

尽管造成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和技术变革，但人们常常忽略了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的作用（Epstein，2005）。金融化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转向“自由市场”的政策。这种思维反映了“市场最了解”的意识形态信念（Foroohar，2016）。

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美国经济逐渐从生产转移到了对金融交易（例如房地产，股票，债券）的更大关注。金钱和信用被用来赚更多的钱，然而人们通常很少关注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如今，经济活动不再投资于创造真实价值、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收入等方面，而是将重点放在资产价格上涨上。大多数非金融公司都致力于最大程度地提高短期股东价值。公司的治理也从对核心业务的投资向短期股票价格（以及CEO薪酬）的上涨上（Balder，2018）。

这种“以金融为主导”的增长机制的转变的结果是：贫富分化加剧。在过去35年中，劳动力短缺（加上生产外包、资本流动和技术变革），私营部门工会覆盖率持续下滑，工人工资一直停滞不前，家庭消费能力下降而被迫借贷，债务相对收入增加了一倍，这使中低收入家庭的财务脆弱性大大增加，而金融部门的盈利能力快速上升。

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是金融化的直接受益者，因为金融资产高度集中在这一群体。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983年至2016年期间，美国高收入家庭财富占美国总财富的份额快速上升，从1983年的60%上升到2016年的79%（参见图3）。同一时期内，美国高收入家庭财富中位数增加了33%，而中等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财富中位数大幅下滑，分别下降了20%和45%（参见图4）。

资料来源：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0）

注：根据家庭规模调整后的收入，将家庭划分为不同的收入阶层。

从收入来看，收入最高阶层的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和资产收入）增长非常显著，这被认为是成为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CRS，2021）。来自CRS（2021）的报告显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收入分配最顶端1%成年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开始持续上升。截至2019年，前1%成年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接近20%。

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还反映在大衰退期间最富有群体收入波动较大——收入损失最大但反弹得更快更多。例如，2007—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资产价格急剧下跌，由资产支持的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上升，导致了资本收益急剧下滑。最富有群体（收入排名前10%）由于持有的金融资产比例过高，因而可以预期金融危机对他们的收入的影响应该是巨大的（见图5中2007—2009年的柱状图）。然而，在2009年大衰退结束以后，资产价格开始迅速上涨，其速度快于劳动力市场复苏的速度，因而富有群体的收入会比贫穷群体的收入反弹的更快（图5中2010—2019年的柱状图）。从总体来看，在经历了大衰退和复苏时期后（2007—2019年），前10%最富有群体的收入增长（10%）高于剩下的90%群体的整体收入增长（5%）（CRS，2021）。

图5 2007—2019年最高收入群体平均收入百分比变化

资料来源：收入数据来自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注：收入估算以美国行政税务记录为基础，并且代表报税表（税前和扣除额前）中报告的所有收入，包括已实现的资本利得收入。最低的90%和前10%的数据是互斥的。前10%、前5%、前1%、前0.1%和前0.01%的数据存在重叠。

市场高度集中

伴随着不平等现象逐渐加剧，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市场的支配力也在持续增强（市场集中度提高，或者价格上升）（De Loecker和Eeckhout，2018）。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市场支配力可能是加剧不平等的原因之一（Furman和Orszag，2015；Barkai，2016；Ennis等，2017）。有文献表明，超级巨星公司正在占领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从而使他们能够利用其市场地位赚取超额利润（Autor等，2017）。而随着“前沿企业”和“落后企业”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前沿企业的股东可能会获得更大的回报。Gans等（2018）分析了美国各收入阶层的消费和公司股权的相对份额，发现收入排名前20%家庭的消费份额与收入最低的60%家庭的消费份额非常接近，但从公司股权份额分配来看，前20%家庭是收入最低60%家庭的13倍。根据作者的解释，由于股权分布比消费分布更加倾斜，价格增长幅度可能加剧了不平等现象；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公司股权相对消费的偏差可能会更大。

种族歧视

对黑人的歧视已经固化在美国社会经济中，成为系统性不平等因素。无论是就业、工资、福利及几乎所有其他经济福祉指标中都存在着严重且持续的种族差异。

现有文献发现绝大多数黑人家庭分布在最低收入阶层。据人口普查局2019年的统计，53%的黑人家庭分布在最低收入阶层（5万美元以下），相比之下，仅有35%的白人家庭的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而亚洲人更低，只有25%收入低于5万美元。在较高收入阶层（15万美元以上），白人和亚洲人家庭比例较高（分别为20%和31%），而仅有9%的黑人家庭收入能达到15万美元以上。

有研究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结束后，从制度上消除了种族歧视）以后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一直维持在较大的水平且变化不大，黑人在经济上更脆弱，容易受到更大的经济冲击。根据Aliprantis和Carroll（2019）的分析，若不考虑大衰退的影响，在1962—2007年间，黑人与白人的收入比率仅从52%上升至58%，而财富比率仅从14%上升至22%。在大衰退发生和之后（2007年以后），黑人和白人的收入和财富差距都有大幅的扩大。作者认为，阻碍黑人和白人财富均等的因素主要是投资回报率差异（黑人家庭投资集中在较低回报率的资产上）和收入差异（黑人集中在农民、女佣和家政清洁工、行李搬运工等低薪职业中）。在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冲击下，黑人更容易因为失业而变得更加贫穷。

工人议价能力下降

有研究发现，不平等趋势与公司高管议价能力较高，而其工人议价能力降低有关。2019年，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PI）发表的两篇分析报告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CEO薪酬迅速增长，而中低收入阶层的薪酬持续受到压制：在1965—2018年期间，CEO薪酬与工人薪酬的比值从20:1增长到287:1。EPI发现，CEO薪酬增长如此之快不是因为实现了生产力提高或特定高技能的要求，而是因为CEO有影响薪酬设定的能力，即CEO与设定薪酬的公司董事会成员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而股东在向懂事施加压力以限制CEO薪酬方面并不处于特别有利的位置（EPI，2019；EPI，2019）。

相比之下，工人的议价能力却在持续减弱，这主要是因为私营部门的工会人数持续下降，并且逐渐以女性会员主导。Farber等（2018）表明，在过去100年中，美国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的趋势与美国工会覆盖率不断下降有关。美国工人工会覆盖率（工会会员人数占有薪酬工人总人数）从1955年的33%持续下降，截至今天接近10%左右（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2021）。从就业部门看，在过去40-50年间，工会覆盖率下降主要是由于私营部门的工会组织大大减少导致的，而公共部门的工会组织一直保持增长或稳定（Card等，2018）。如今，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工会覆盖率的差距非常大：美国公共部门为39%，而私营部门为7%。结果，虽然美国的公共部门仅占总就业的15%，但将近一半的工会工人在公共部门工作。从工人性别看，历史上，工会工作主要集中在私营部门行业的低技能男性中，而近年来，工会工作中女性的比例显着增加。

税收累进程度降低

在过去的50年里，美国的税收累进程度有所降低，这意味着那些收入最高的人的税收义务有所下降。换句话说，较低的累进税加速了最高收入的增长。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所支付的平均税率一直在稳步下降；而其余99%人群的税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对比1950年和2018年的税率水平可以发现，收入排名前1%的平均税率都有所下降，特别是前400人的平均税率下降的幅度最大，从70%下降到23%，减少了约67%；相比之下，收入较低的99%群体的平均税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95—99th维持不变），增长幅度最大的是收入最低的10%群体，从16%增长到26%，增长了近63%。

伴随着累进税的下降，最富裕家庭的收入逐渐上升。根据Chancel（2019）的分析，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OECD国家的最高边际税率的变化与收入排名前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的变化之间可能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即如果最高边际税率下降，那么前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更倾向于上升，如美国；反之，如果最高边际税率上升，则前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更有可能下降，如德国。此外，与其他大多数OECD国家相比，美国最高边际税率下降的幅度较大（约下降了35.5个百分点），前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增长的最快（约增长了9.5个百分点）。

美国贫富分化造成的结果

经济增长缓慢且脆弱

Stockhammer（2012）认为，金融化进程导致了以金融为主导的增长机制，而金融化进程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共同导致了金融危机。这是因为，金融化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经济从生产转向金融交易，然而，在当前的金融化制度下，人们过于看重利润的大小，而忽略了利润生产的方式。

Balder（2018）表示，金融业目前所做的大部分工作与现有资产交易直接相关，而这些资产对创造就业机会、研发、创新和实体经济活动的增长没有影响（除了潜在的财富效应）。作者指出三个问题。第一，工资下降增加了借贷和金融部门的利润。这是因为，收入分配低端的工资和薪金受到压制推动了家庭借贷的快速增长，从而抵消了收入的下降。结果是金融部门的利润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金融脆弱性增加。第二，对富人的减税并不是“免费的午餐”。对最富有家庭所减免的税收主要用于投资已存在的资产，这些资产的价格会受到提振，而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些减税措施无助于促进实际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减税措施中有一部分投资于美国政府证券，为这些投资者带来回报。因此，这些投资者现在没有缴纳更高的税收，还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了付款，这导致了更高的财政赤字（额外的债务由所有纳税人偿还，包括收入较低的90%纳税人）。第三，工资抑制转化为企业利润上升。工资下行压力、裁员等推高了企业利润和股价，这更加有益于高收入阶层（前10%甚至更高，前1%和前0.1%等）。

绝大多数低收入者工资下降，税收上涨，购买力被削弱，且不得不依赖借贷满足需求，造成低收入者借贷越来越多。这种以债务驱动的消费变成了主要的需求引擎，最终使经济体变得越来越脆弱，结果可能引发金融危机（Stockhammer，2012）。而这正是导致2007—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的主要因素：中低收入群体没有购房能力，必须依赖贷款买房，这一普遍的需求最终导致了一场严重的债务危机。

社会严重分裂

美国收入前10%群体收入增长过快是贫富分化的一个根本原因，他们与其余收入较低的90%群体的收入的差距非常大，形成了巨大的鸿沟。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会对社会产生很多不良影响：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社会凝聚力水平越低，犯罪和死亡率越高，医疗卫生结果越差，教育越不平等，社会信任度越低，且政治参与程度越低（Wilkinson和Pickett，2009）。相比之下，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先进经济体如瑞典、芬兰和荷兰，通常都处于“幸福指数”的榜首。

确实，伴随着贫富分化日益加重，美国穷人在社会保障、高等教育等方面越来越弱势，使得贫富阶层更加两极化。例如，在美国，穷人没有充足的社会保障（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全民医保的先进经济体），因而更易受到危机（如当前的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的冲击。从治疗支出看，美国人均医疗支出是其他先进经济体的两倍多，但从医疗结果上看，美国却落后于其他先进国家，比如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PIIE，2020）。又如，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在美国父母收入分布在前10%的孩子中有90%将可能上大学；而对于父母收入分布在最后10%（最贫穷）的孩子，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孩子将可能上大学（PIIE，2020）。穷人得不到上大学的机会主要是由于他们无法承担高昂的学费，而政府又缺乏对穷人的资助。根据PIIE的数据，相比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家庭承受了更昂贵的大学学费，一些欧洲的高等教育更可能是免费或补贴的。扣除通胀因素，美国四年制大学学费自1985年以来上涨了5倍，2017年平均达到27000美元。如今的美国儿童不太可能超过父母的生活水平，因为教育水平的增长速度无法满足对受过更高教育的劳动力的需求。

总结

本文基于现有研究和讨论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文献，展示了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现状和历史演变趋势，造成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以及贫富分化所造成的结果。

综上，美国贫富阶层的收入差距在过去的50年间不断的加剧。现有文献表明，这一趋势与科技进步和全球化、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市场集中度增加、种族歧视、工人议价能力下降、税收累进程度降低等因素相关。如今，贫富阶层间巨大的财富鸿沟已经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并且给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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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未央网专栏作者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首图来自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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