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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创新型技术的发展，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券商进一步涉足科技领域，将先进技术应用于业务、风控合规与运营等过程当中，从而降低成本，提高经营效率。证券机构如何进行科技转型、是否要进行科技开放、哪些券商适合这一路径，以及中国券商在科技开放当中需要注意什么，这些都是证券公司在选择科技开放之初需要充分思考的问题。

高盛集团作为国际大型券商中科技先行的主要代表之一，早在2015年就将自身定位为一家科技公司。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开放Marquee平台与SecDB数据库并对外输出科技服务，成为高盛集团科技开放模式的主要内容。高盛科技开放式的数字化转型，或可成为我们当下探讨国内证券行业科技转型的一个参考样本。

高盛为什么选择开放

随着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并演变为一场金融危机，华尔街众多老牌金融机构接连倒下，而金融危机的海啸更是席卷全球，使得全球经济进入了萧条期。在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作为美国五大投行之一的高盛也难免被波及。虽然在次债危机全面爆发前，高盛内部的投资团队已经发现了端倪，并大举沽空次级贷资产，较平稳地度过了2007年的次债危机。但是随着次债危机的扩大化，2008年高盛也掉进了金融危机的泥潭。由于过高的投资杠杆，导致整个华尔街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问题。在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后，美联储不得不参与救市，并接管了美国国际集团。不到一周后，为了获得与其他商业银行一样永久享受从美联储获得紧急贷款的权利以缓解流动性问题，高盛集团在与美联储反复沟通后，正式宣布其将成为美国第四大银行控股公司并接受美联储的监管。

虽然通过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高盛集团可以享受从美联储获得贴现窗口融资和经济贷款的权利，获得稳定的融资渠道，成功度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但是金融危机过后，在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以及金融市场监管趋严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高盛集团的经营发展仍旧面临巨大压力，这同时也为其向科技开放模式转型提供了内在推动力。

监管趋严，自营交易受限

2008年金融危机后，高盛集团与摩根士丹利在监管机构的要求下成为银行控股公司，并与其他商业银行一样面临更高的监管要求，包括更为严格的资本金与杠杆率要求等。2010年引入的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则提出禁止银行与控股公司从事自营交易业务（Proprietary Trading），并且要求银行投资私募股权基金或对冲基金总额不得超过银行一级资本的3%。

高盛集团在此后几年内对自营业务进行限制收缩，根据集团年报显示，公司在2010与2011年，逐步清算了自营交易部门（Principal Strategies）和全球宏观自营交易部（Global Macro Proprietary Trading）旗下的交易资金。作为高盛集团选择推进科技开放的主要内容，Marquee平台与SecDB数据库在建设初期多用来服务高盛集团的自营交易业务。因此，在监管限制下自营交易业务的压缩，一定程度上为后续Marquee平台与SecDB数据库向机构客户等开放提供了契机。

发展机构客户服务业务，拓展获客渠道

2008年后，在经济危机与政治不确定性增大等因素的影响下，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机构客户业务在高盛集团业务收入占比中持续下降，从2009年的72.4%下降至2018年的36.8%，其中2017年市场的持续低波动性更使得机构客户服务业务营业收入仅为119亿美元，是十年以来的最低点。

在这一背景下，高盛集团开始通过搭建开放的科技平台以拓展更广泛的客户群体。2018年2月，高盛集团前CEO贝兰克梵在瑞士信贷金融服务会议上就曾表示，高盛集团将通过科技开放的模式，打造Marquee平台，并使其将成为未来公司机构客户服务业务增长的重要支撑。通过开放Marquee平台，为客户提供分析与风险管理的服务，公司能够进一步增强与机构客户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从而使得更多的客户通过高盛进行交易。

以平台上的SIMON应用为例，该应用主要为用户提供结构性票据的分析与交易工具，帮助投资顾问与中小经纪商等了解结构性投资、进行风险评估并执行交易。SIMON对外开放为高盛吸引了大量原来其无法触及的中小型经纪商以及集团之外的投资顾问。2016年全年，SIMON的用户数量增加了482%，使用该平台的投资顾问从2400名增加到15000名，来自43家经纪商。平台月活数达上千人次，交易量比2015年增加了300%以上。从2013至2016年，高盛的结构性票据销售额增长了四倍。

业务模式向构建平台生态转型

除了监管限制与突破业务瓶颈、增加获客渠道外，高盛着眼于开放技术平台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改变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通过API等技术手段进行平台化转型。

负责主导搭建Marquee平台的高盛前CIO马丁·查韦斯在阐述高盛向平台化转型的构想时，将高盛与谷歌做类比，提出“高盛之于风险如同谷歌之于搜索”（Goldman is for risk what Google is for search）的理念。不同于谷歌开放的搜索平台，高盛是相对封闭的，客户仍需要通过电话与高盛的工作人员进行多次沟通，直到找到令他们满意的方案为止。因此，公司开始逐步将这些功能打包，通过API、浏览器或桌面应用的模式，将这些功能提供给客户，使其能够直接享受到高盛风险管理、投资组合构建、数据、交易等一系列服务，高盛的科技转型旨在围绕各种API来重构整个公司。

这种去中介、平台化的操作，一方面应用API等技术取代了通过电话服务的经纪人，降低了公司的人力成本，另一方面则是构建了一种新的商业生态与盈利模式。查韦斯在演讲中表示，谷歌通过提供软件服务在其平台上汇聚了数以亿计的流量，并由此通过广告的形式变现。而利用API构建一个金融服务平台实际上也会吸引更多的第三方加入到高盛所构建的生态之中，由此将产生更大的网络效应与更多的商业机会。

实际上，这种通过API进行服务传输、构建商业网络的模式自2000年以来便已经在其他行业被广泛应用，特别是在信息技术与零售行业，如谷歌、亚马逊、eBay与Salesforce等科技企业都已有大规模的这类应用。

表1：2013至2015年利用API的公司分布占比（%）

以2015年为例，应用API的公司还主要集中在信息服务（35%）、零售（23.8%）、制造业（16.3%）等，金融领域只占6.3%。而随着API模式的不断演变，近两年来金融机构也逐步开始重视API模式的发展，尤其是在银行领域。

高盛开放的是什么

2015年，高盛集团对外宣布将开放自己在交易领域的风险管理与分析工具，即科技平台Marquee以及数据库SecDB。该平台及其数据库原先主要用于公司内部的交易，随着监管要求与经营压力的不断增大，高盛将向部分机构客户开放，正式向外输出服务，从而实现向技术开放（技术平台开放）转型。

Marquee平台

2008年经济危机后，技术对金融业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云平台、开源软件和API的激增大大减少了系统构建的时间和成本。在收入和收益的下行压力下，高盛意识到需要通过提高运营效率来减少开支、加强核心业务。在此背景下，高盛集团层面于2013年开始研发Marquee平台。

Marquee平台为使用者提供一系列协助风险分析、组合构建、市场数据与研究、交易与销售，及事后跟踪等相关的应用工具。该平台最初是为高盛集团内部交易使用，后期逐步开始向集团的部分机构客户开放。客户能够通过API、浏览器或桌面应用将专有数据和应用程序整合到自身的系统中，并以此进行市场分析、内容访问、风险管理和交易执行等。

截至2019年5月，Marquee平台月独立用户数达到15000个，与2018年2月相比增长114%。平台的API接口月调用次数超过1亿次，月执行交易超过70000笔。此外，高盛集团内部也已经开始组织专门负责Marquee平台销售的团队，以此来获取新的收入来源。

目前，该平台上已经集合了超过30种应用程序。例如，Zephyr能够帮助用户对不同的债务结构进行实时、定制化的分析；作为一款组合构建工具，Strategy Studio能够帮助使用者利用高盛自有的指标与组合构建与分析股票与固定收益的产品组合，同时提供回测、每日监控及管理组合等功能。

SIMON是Marquee平台上的另一主要应用。2015年，SIMON开放的第一年，便吸引了来自18家经纪商的数千名顾问，代理了超过两万亿的客户资产。在2016年，SIMON上线了其他竞争对手的产品，使得用户通过SIMON，不仅可以购买高盛发行的结构性票据，也可以购买富国银行、加拿大帝国银行与多伦多道明银行等竞争对手发行的该类金融产品，帮助客户更为有效地进行资产配置。

SecDB数据库

Marquee平台是在SecDB数据库的基础上构建的。SecDB数据库全称为Securities Database，是高盛自1993年起自建的一个功能强大的分析数据库。SecDB数据库起初用来管理公司在外汇交易中的潜在风险，后来逐步布局于整个高盛体系，作为公司核心的风险管理系统，统一监控并管理公司面临的各类风险。交易员可以通过该数据库来计算与任一头寸相关的潜在风险、在不同的预设场景下进行头寸的表现分析，或者决定应该向对手方收取怎样的价格。通过SecDB数据库，交易员每天能够从280万个头寸与50万个市场情景中计算出230个亿的价格。

目前，部分机构客户可以通过Marquee平台上的应用程序，享有基于SecDB数据库的风险管理与分析服务。此外，高盛于2019年在Github上开放了部分代码，允许工程师与Marquee的数据源和定价引擎进行交互，并提供10万美元的年度资金，以激励工程师们利用这些代码构建新的应用程序，而高盛将拥有这些应用程序的知识产权。

开放过程中的问题与挑战

在监管趋严与宏观经济低迷的影响下，高盛开始通过开放技术平台来寻求客户增长及业务模式转型，然而在倡导技术开放的过程中，在集团内部与外部也遇到了不同的问题。

外部的同业竞争问题

在高盛将Marquee及一系列应用开放后，在拓宽服务渠道、增加获客机会的同时，也出现了同业之间竞争的问题。最为典型的即上述提到的SIMON应用。

SIMON作为结构性票据的分析工具与交易平台，其开放帮助高盛赢得了大量中小经纪商客户，使得集团的结构性票据产品不再局限于服务自身的财富管理部门。但与此同时，在高盛允许自身平台上线其他公司的产品时，同业的竞争对手仍对该平台存在顾虑。例如，摩根士丹利和美银美林就不愿将自己公司发行的产品放在SIMON平台上交易，转而投资了另一家结构性票据交易平台Luma Financial，并在该平台上上线了自家公司的产品。

证券公司在开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输出功能类似的产品或服务，而同业之间，尤其是头部企业之间存在激烈竞争，该功能往往无法被其他同类企业所使用，也无法产生协同效应，从而导致出现很多类似的工具服务，造成资源浪费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问题，高盛集团选择彻底将该平台分离出来，作为独立主体进行经营。2018年12月，高盛以约7500万美元的估值将其持有的SIMON的大部分股权出售给了多个竞争对手，包括摩根大通、汇丰、瑞士瑞信与巴克莱等，而先前负责运营SIMON平台的员工也将从高盛集团离开，加入新成立的公司。

SIMON平台的发展与高盛的一系列举措实际上揭示了券商开放技术或产品后的一条发展路径：针对行业内普遍需要且易于实现的服务或功能，在同业相互竞争排斥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产品同质化严重、无法协同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多方入股并成立相对独立的公司是一条可实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内部的态度分歧与组织协调问题

除了技术开放后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公司内部自身对于技术平台及其开放的态度分歧与组织协调问题也存在于整个Marquee平台发展的过程之中。

第一，是否应该开放Marquee及其背后的SecDB数据库。

SecDB数据库作为高盛集团内部技术平台，长期以来被视为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公司一度也对该系统持绝对的保密态度，例如公司曾经拒绝德意志银行对于希望付费获得SecDB数据库使用权的提议。因此，关于是否需要开放Marquee平台及其背后的SecDB数据库的质疑一直存在。部分人指出，机构客户可能在获得分析与数据服务后，仍然选择不在高盛的平台上进行交易，这种通过开放核心竞争力进而增加获客的方式并不经济。

第二，如何系统性地推动开放。

在Marquee平台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内，该平台上线的35个应用程序中，只有一至两个应用程序被客户广泛接受。业务部门的销售团队往往更倾向于向客户推荐符合自身业务利益的应用，但并没有动力推广平台上其他的应用程序。而不同应用程序实际上会面临相似的技术问题或挑战，但各个程序的搭建团队之间也并没有足够的沟通，导致开发和运营效率低下。

第三，如何协调业务部门与技术部门之间的分歧。

实际上，业务部门与技术部门的分歧存在于科技平台构建的整个过程之中。交易员与销售人员更多的关注点在于金融业务与业绩本身，相对而言技术部门在工作前期并不创造利润，因此，业务人员在使用及推广技术平台的过程中并不积极，由此导致科技平台推广进展缓慢。

部分从硅谷加入高盛的技术人员，例如谷歌的前产品经理奥伦·摩尔因为Marquee平台推进过于缓慢，在几个月后选择离开了高盛。Marquee平台的负责人亚当·科恩也曾建议效仿亚马逊CEO杰夫·贝索斯，严格规定部门之间的沟通必须利用API形式，希望以此更为有效地推动平台发展。

针对上述问题，高盛集团管理层对开放科技平台的理解与推动成为解决一系列问题的关键。集团前CIO及前CFO查韦斯拥有哈佛大学的生物化学学位、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以及斯坦福大学的医学信息学博士学位，作为技术人员主导搭建了SecDB数据库以及之后的Marquee平台。

因此，在查韦斯的推动下，高盛集团开始向平台化与API化发展。公司于2018年进一步加大了对Marquee平台的资源投入，包括打破各个应用程序相对独立封闭的设计，重新对底层技术架构进行一体化设计，加大招聘技术人员力度，并开始计划组建专业的Marquee销售团队。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得Marquee平台得以快速发展。截至2019年5月，Marquee平台的月独立用户数超过15000个，API月调用次数超过1亿次。对技术拥有深入理解的领导层，在集团内部对于科技平台搭建及开放出现分歧或问题时，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第四季度，高盛集团更换了CEO及相关团队，查韦斯也从CFO转为全球证券业务部门联合负责人。新任CEO及领导层对于科技开放的态度以及未来高盛集团的科技发展方向，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国内证券行业科技开放的思考与启示

作为科技先行的国际投行，高盛集团的科技开放路径及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对国内证券行业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因此，结合中国证券行业的实际情况，我们提出下述几点思考。

开放什么样的产品

第一，证券公司应开放的是差异化的能力，并非同质化产品。

从产品的角度看，高盛开放的是自身的风控管理与研究分析工具及数据，而风控管理能力是高盛集团区别于其他券商投行的竞争力之一，其中SecDB数据库的应用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帮助高盛避免了巨额损失。

第二，证券公司输出技术能力与银行有所区别。

与中国的银行科技子公司输出的内容不同，高盛更多是以技术为基础，输出与业务相关的能力，包括风控、研究等，而非单纯提供IT基础设施。这样的输出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是利用了自身的优势，将最初服务自身机构的能力开放给客户以获取更多的效益。

第三，证券公司开放的产品应具有长期的协同促进作用。

高盛集团进行科技开放的目的，在于助力与发展其金融业务，即在短期内拓展机构服务业务的客户，在长期阶段构建基于API的平台生态，但是对于该产品自身的盈利要求并不是开放初期的主要目的。发展并拓展高利润率的金融业务始终是高盛集团的着眼点，这样的定位决定了开放的产品是服务于业务本身的，需要与金融业务起到协同作用。单一的技术产品输出或IT系统搭建无法满足这样的业务需求。

因此，基于高盛集团的经验，我们认为进行开放的产品特征包括：一是，差异化产品，对于行业内普遍需要的、较易产生同业竞争的产品平台，可以考虑通过共同入股等方式来设立独立机构，从而提供行业服务；二是，利用自身金融机构的优势，避免与信息技术企业产生竞争；三是，产品与自身的金融业务之间需要产生长期的协同促进作用，而不仅仅集中于单一产品带来的利润。

哪类券商适合开放

从高盛集团的实践经验当中可以看出，科技开放与集团自身的战略诉求相关，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周期，同时要面对企业内部与外部行业的各种挑战。因此，选择科技开放的企业需要大规模地长期投入，并承担短期内无法产生效益的压力与风险。

高盛集团自2013年起研发Marquee平台，到后续逐步开放，其间遇到了外部与内部的各种问题，直至2018年集团加大投入的一系列举措才使得Marquee平台的使用率快速增加，2019年第一季度相比于2018年2月在用户数量上提高了100%。但是另一方面，平台开放暂时对公司的收入还未产生明显的影响，机构客户服务业务在集团整体业务中的占比仍旧呈现减少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根据2019年高盛集团的收入会议，高盛仍会继续对Marquee平台的投入，并认为该平台在长期内能够增加用户使用率，从而为集团带来收益，以此可见高盛在科技开放之路上的远见和决心。

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行业内相对成熟的头部券商更为适合进行科技开放。首先，头部券商能够支持长期的战略性投入，包括在市场经历较大波动的情况下；其次，头部券商对于构建行业生态的需求更为强烈，而中小券商相较而言更为专注自身的金融业务；第三，头部券商对于科技应用及数字化运营等在行业内相对开展较早，具有一定的技术与运营基础以及实践经验，因此更有能力输出高价值的科技产品及服务，同时能够解决开放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如业务部门与技术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

券商以什么形式进行科技开放

证券公司可以选择以公司内部项目形式发展或成立独立公司的形式进行开放。高盛目前在公司内部成立了Marquee团队，包括工程师、产品经理、销售与产品设计团队等，并未以独立公司的形态存在。该平台也展现了科技产品从服务内部到对外开放的探索与发展过程，即从较为分散的各部门成员到有明确职责划分的内部项目团队。而Marquee平台上的SIMON应用则因为同业竞争的原因，在多家银行入股后，开始转为独立公司运营。

独立公司相较于项目团队而言，一方面具有较高的自由度，受到的监管约束相对其金融母公司较小，同时更容易解决同业竞争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给予员工适当的股权激励机制，更进一步吸引技术人才。但与此同时，成立独立公司进行科技开放意味着更高的成本投入与无法轻易转变的战略思路。

因此，我们认为，证券公司在科技开放探索初期，可以采取内部项目制的形式，进行产品搭建与应用的孵化，而在开放内容与产品相对成熟之后，选择成立独立公司，以获得更大的自由度与发展空间。

开放过程中的其他问题

除了开放的内容、适合进行开放的主体与开放形式外，对于国内券商而言，在科技开放的过程中也存在下述需要注意与思考的问题：

第一，公司战略的持续性。

科技开放需要长期地人力与资本投入，因此只有在与企业自身战略契合的前提下，才能够进行。高盛之所以大力投入Marquee平台，在于其相信Marquee平台可以帮助高盛获取机构客户，同时构建与谷歌这类互联网企业类似的平台生态。

基于此，公司战略的持续一致对于科技开放的实现便至关重要。高管变动所带来的集团战略侧重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企业科技开放的进展。上文所述，2018年第四季度高盛集团更换了交易员背景的前CEO贝兰克梵及其高管团队，包括长期以来倡导“将高盛打造成为金融领域的谷歌”的CFO（原CIO）查韦斯。投行背景的新任CEO所罗门延续了前任“三年内50亿增长”的战略构想，同时公开表示将继续大规模投入Marquee平台的建设，这种战略的持续统一性对于科技平台的搭建与后续开放均是有益的。

第二，首席信息官（CIO）的重要性。

科技开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集团内部与外部行业的各类挑战。首席信息官作为对技术有深刻理解的集团高层，在企业决策中拥有话语权。一方面，首席信息官与其他的企业高管联系紧密，能够促进决策层对于科技开放及其战略意义的理解，从而有效避免盲目跟风，理智选择科技开放，并且能够以长远的眼光看待科技开放，而非单纯寻求短期利益。另一方面，作为对证券业务与信息技术都有深入理解的高管人员，首席信息官也能够促进业务部门与信息技术部门彼此加深理解，适当进行组织结构调整，促进双方更好地开展合作。

在证监会发布的《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办法》当中，也提及证券基金机构应指定一名熟悉证券、基金业务，具有信息技术相关专业背景、任职经历、履职能力的高级管理人员为首席信息官。首席信息官的设置是券商发展科技、开放科技平台至关重要的一步。

第三，国内的监管环境。

券商的科技开放的内容与程度直接受到监管机构的制约。虽然证监会已经批准证券公司能够建立信息技术专业子公司，并为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服务，但相比于银行业的科技发展，证券行业的科技水平和开放程度较为滞后，思路也较为保守。

近年来，随着开放银行概念的兴起，国内部分银行已经开始通过开放自身的数据接口，吸引外部合作机构的加入。例如，浦发银行于2018年7月推出首个API BANK，计划开放各类产品与服务，并通过API将其嵌入到各个合作伙伴的平台上。

而在证券行业，通过API接口提供服务的模式则受到了更为严格的监管。以经纪业务为例，中国证券业协会于2015年6月发布的《证券公司外部接入信息系统评估认证规范》，与2018年面向券商征求意见的《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借助第三方平台开展网上开户交易及相关活动的指导意见》，均对证券公司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开展业务合作，尤其是经纪业务外接合作，提出了严格的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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