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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作为典型的小型开放经济体，“亚洲四小龙”之一，其金融行业在上世纪获得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成为并保持亚洲举足轻重的金融中心之一。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大陆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新加坡金融服务行业遇到了强劲的挑战。不断进入的参与者以及迅速进化的业务模式，需要现有的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更紧迫地回应。

可喜的是，回顾过去五年的努力成果，新加坡完成了跨越式的追赶和发展。尽管面对未来，还有诸多方面面临着强大的挑战，但是新加坡已经成为全球金融科技行业的重要参与者和竞争者。

在刚刚发布的Findexable 2020全球金融科技指数（The Global Fintech Index 2020 Report, by Findexable）中，新加坡获得了极其优异的成绩：作为国家排名第三，作为城市排名第四。

那么在过去的几年中，新加坡到底在金融科技方面做对了什么呢？

顶层设计

新加坡的金融科技目标，来源于李显龙总理与2014年提出的“智慧国”方案。在金融科技方面的执行者，则为分管副总理以及金融管理局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相应的，将新加坡建立成为全球领先的金融科技枢纽，自然成为金融管理局的重要使命之一。

2015年金融管理局成立了金融科技与创新组 (FinTech & Innovation Group)，专门负责金融科技的监管政策和发展规划。2016年，金融管理局和总理办公室辖下的国家研究基金会(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共同成立了金融科技办公室 (FinTech Office), 作为一站式平台，负责所有与金融科技相关事务。

双管齐下

在职能上，金融管理局同时负责监管和发展两个方向。

在监管方面，注重平衡与谨慎，对新兴科技采取开放宽容的态度。不阻碍创新，并注重风险。监管实践中的主要原则包括，1. 对于不同类型和不同科技应用的金融企业，实行多样化和区分性的监管措施。2. 监管的程度应该与相应金融科技创新所造成的潜在风险的规模所匹配。

基于上述原则，金融管理局早于2016年引进”监管沙盒”，并在2018年推出”快速沙盒”以缩短审批所需流程和时间。

在法律文件上的使用上更注重区分层次和方式。上至立法层面，如推出新的支付服务法案(Payment Service Act, 2019), 并将虚拟货币的监管, 加入证券和期货法案 (Securities and Future Act) 的管辖范围。下至在若干细分领域发布相应的指导方针 (Guideline) 和启事 (Notice)。

在发展方面，着重促进创新生态系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管理局推出了若干主要的举措，如开发”FAST”系统, 使得银行间资金流转能够全天候实时到账。亦如引进”统一支付终端”(UPOS)，使得一个终端可以兼容各种支付方式，包括信用卡，近场支付，二维码等。

再如开发”全国共用付款QR码”(SGQR)，便于不同的支付服务提供商统一使用。同时主导开发金融行业数据的开放应用程序接口(APIX)，为金融科技的创新提供行业级别的统一格式的大数据来源。

在资金支持方面，金管局于2016年推出“金融领域科技和创新计划”，投入2.25亿新元，推动金融业的科技与创新。2020年该计划升级为 “金融领域科技和创新2.0计划”，将投入2.5亿新元，加快金融业的科技和创新发展，支持大规模创新项目，培养本地金融科技人才。

新加坡金融科技节 (Singapore FinTech Festival)，从2016年开始，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新加坡银行协会，以及新加坡国际展览集团合作举办。目前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金融科技盛会和知识交流平台。2019年有来自于140个国家的超过6万参与者。近1000家参展商，逾1200投资者，20个监管机构，全球前50大银行均参加了此次盛会。

扬长避短

新加坡国土面积小，本土市场小，人口总量较少，对于特定的金融科技方向的发展，有着先天的不足。比如和网购同时兴起的网上支付和二维码支付，近年来在新加坡的渗透率仍然极低。此外，历史上经过若干次业内整合，已经形成了传统银行在金融服务业中主导的地位。而银行业普遍的保守思维，也决定了其对金融科技的动力和投入远远未达到合理的潜在水平。本地的文化特征也有很大的反冒险和反风险思维，普遍缺乏创业和为初创企业工作的心态和文化。本区域的成功金融科技企业，也更多地选择在区域之外上市获得更多财务支持和回报，而不是新加坡证交所。

所以新加坡发展金融科技的道路，必须聚焦几个独特的优势领域。首先， 政府的强大意愿，在国家层面上的政策协调一致，有着和中国类似的体制优越性。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不仅是国内的财政资源，也包括淡马锡控股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这样的主权财富基金，在过去十多年间，在全球范围内对于头部金融科技公司的参与和投资。

其次，作为东南亚的金融和贸易中心，新加坡在东盟框架内有着广大的辐射人口和国土面积。跨国金融科技公司在新加坡的存在，着眼点是整个东盟超过六亿的人口和超过45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新加坡低税率，强大的基础设施，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政府亲商的政策，对于跨国公司有极大的吸引力。

此外，在金融科技的具体领域，新加坡选择了更符合国情的几个方面。如利用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金融服务，特别是在数字货币，跨境支付，贸易融资，供应链管理方面的应用。(作为最早研究和实践分布式账本技术的监管机构之一，早在2016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就推出了Ubin计划)。又如吸引鼓励全球性金融公司在本地设立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再如虚拟货币，考虑到开放和均衡的监管政策，新加坡已经成为热门的注册地点。尤其是在2017年, 中国央行等七部门叫停各类代币发行融资之后，中国的一些虚拟货币项目最终选择在新加坡注册。

危中有机

年初以来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给全球各个国家造成极大的冲击。对于新加坡而言，居民，企业，政府的日常行为模式产生了永久性的变化，从而使得金融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率产生了质的飞跃。

疫情之前，作为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普及率接近100%的国家，新加坡仍然高度依赖现金。随着疫情期间线上购物的迅速增长，现金支付向数字支付的转变大大加速。 各类本地电子钱包，包括银行系如DBS PayLah，电信系如Singtel Dash, 科技独角兽系如GrabPay，电商系如ShopeePay趁机跑马圈地抢占市场份额。全球化的电子钱包如Google Pay, WeChat Pay也纷纷加入战场。政府也大力推广做为重要基础设施之一的PayNow，其在20岁以上的居民中，在疫情期间，已经达到了80%的渗透率。万事达卡在2020年中疫情期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76%的新加坡民众认为非接触式支付已经成为自己的首要支付方式， 77%的民众愿意在未来放弃现金的使用。

传统的金融机构也趁机加速数字化及在线化的业务转型。人员和业务模式的结构变化，网点的重新整合，渠道的升级，使得银行不仅能够应对短期内的挑战，而且能够为在新模式下长期的发展打下坚实的战略基础。而这些正好吻合了新加坡电子支付社会的愿景。

新加坡政府对金融科技的投入和推动，并没有被疫情的发生所延缓。新的政策和激励措施不断推出。

在员工方面，政府提供培训津贴，工资补贴。在企业运营方面，金融科技公司在运营效率、风险控制、客户服务方面的投入，可以向政府申请高达80%的补贴(数码加速资助计划Digital Acceleration Grant )。符合要求的办公室租金亦可以向政府申请补助。金融科技公司和传统金融机构进行的概念验证项目，可以申请到多个类别的补助，例如(业务增长补助金Business Growth Grant, 金融领域科技和创新计划FSTI Proof-of-Concept Scheme)。

同时政府向所有的本地金融科技企业提供免费6个月的APIX的使用。小型传统金融机构也可以根据自己在金融科技方面的投入，申请政府补助。

新加坡数字银行的申请与审批流程仍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合格申请人被要求根据新冠疫情的流行，重新评估商业计划和财务预测。但是这些额外要求并不会影响原计划的时间表，即今年年底正式发放数字银行牌照。

更有趣的是，新加坡于11月初推出“科技准证”（Tech.Pass）计划，让经验丰富的科技创新人才、 领导人才、和技术专家更易于申请工作签证，以吸引他们加入本地的科技生态系统。

展望未来，多管齐下的政策，有针对性的投入，已经为新加坡创造了独特的优势，准备好迎接未来的新兴经济模式中，金融科技创造的巨大价值和变革。

（作者陈源，博士，CFA，新加坡华侨银行副总裁，资深交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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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未央网专栏作者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首图来自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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