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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副行长张学文 

深刻认识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

近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逆全球化、产业链分工、大国战略竞争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循环格局发生重大调整。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会议上首次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新发展格局进行了全面部署。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当前国际环境深刻变化、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当前国内外的新形势新挑战，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培育和释放巨大而持久的经济发展动能；将畅通国内大循环作为主体和基础，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从而提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可持续性，增强抵御风险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对新阶段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而言意义重大。

商业银行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商业银行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面临的机遇

一是扩大内需的市场潜力。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我国人口约14.1亿人，其中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万美元，中国是全球最具有潜力的大市场，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新发展格局下，国家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强需求侧管理，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教育、养老、医疗、文娱、旅游、健康、信息等领域消费升级将持续释放潜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也将带来投资需求。内需增长将会带动商业银行的消费金融、财富管理、公司金融加速发展。

二是科技创新的发展机遇。构建新发展格局，解决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问题，关键在于依靠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数据，2020年我国研发费用投入24426亿元，占GDP比重达2.4%，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超过6%。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创新的核心地位，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科技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将突破产业瓶颈，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经济等新产业领域，将会为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红利。

三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海南自由贸易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将形成新的增长极和增长带。此外，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城乡差距将进一步缩小，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新环境、新市场和新机遇。

四是绿色金融的发展前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会倒逼我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加速调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国家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推进清洁生产和环保产业发展，推进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绿色化改造。许多机构研究表明，未来4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投资规模将超过百万亿元，为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和气候融资提供了新蓝海。

五是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我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协议的落地和实施，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赋予自贸区、自贸港更大的改革自主权，为商业银行贸易融资、交易银行等业务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存在的挑战

一是主要经济体复苏力度较弱，部分国家疫情出现反弹，财政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存在溢出效应。同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抬头，部分国家间经贸摩擦日益深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非经济因素严重冲击，经济复苏进程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

二是传统规模扩张不可持续，加快转型发展迫在眉睫。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受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金融科技发展、资本约束等因素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增速放缓，净息差收窄，传统规模扩张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迫切需要加快转型，持续优化资产结构、负债结构和业务结构。

三是金融业态商业模式冲击，行业竞争加剧。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型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已经渗透到居民出行、购物、餐饮、娱乐等生活各个环节，客户的消费习惯和金融行为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加上互联网金融公司渗透至零售金融领域，商业银行在产品服务、运营管理、信息安全、网点渠道等方面受到严峻挑战。

四是“灰犀牛”和“黑天鹅”风险交织，风险防控压力较大。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2020年宏观杠杆率从2019年末的246.5%攀升至270.1%，部分区域和行业信用环境进一步恶化，债务违约风险突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房地产金融风险、影子银行风险、中小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下降等“灰犀牛”风险依然严峻；疫情带来的金融风险存在时滞性，预计有相当规模贷款的风险会延后暴露，商业银行风险防控压力加大。

进一步加快商业银行转型发展

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机构的主体，也是我国实体经济融资的主渠道。展望未来，商业银行应主动适应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要求，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加快转型发展，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大力支持国内国际双循环

一是优化信贷规模、经济资本、贷款定价、绩效考核、限额管理、人力资本等资源配置，加大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雄安新区、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国家重大战略的金融支持；二是把握扩大内需战略机遇和消费升级大趋势，加大产品服务创新，积极支持健康、养老、托幼、教育、文娱、旅游、体育、信息等消费金融需求；三是围绕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全面推进，为现代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数字乡村、智慧城市、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住房租赁等领域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四是以服务自贸港、自贸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布局为重点，发展贸易融资、产业链金融、交易银行等业务，不断提升跨境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持续加强结构优化 提升转型发展能力

一是优化业务结构。顺应金融脱媒化、利率市场化、数字经济等发展趋势，大力发展投资银行、托管、资产管理、理财、代销、电子支付、信用卡、现金管理等低资本消耗、弱经济周期的业务，推动业务经营向资本节约的内涵发展模式转型。二是优化行业结构，加大对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以及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新型基础设施、交通水利、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领域的金融支持，严格控制对房地产、“两高一剩”、高碳化石能源等行业的融资支持，禁止支持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三是优化客户结构。结合各自战略定位及竞争优势，实施商业银行客户定位差异化。顺应共同富裕和中间阶层崛起的机遇，加大对城乡居民、高价值客户、中小微企业等客户的金融支持。四是加强金融产品创新，除了传统存款、结算、信贷等业务外，未来加大私人银行、财富管理、投资银行等产品和服务创新，提供覆盖客户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金融产品和服务。

发展绿色金融和气候融资 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一是加强政策顶层设计，从公司治理、政策制度、激励约束、产品创新、风险管理、金融科技、审计监督等方面，加大资源倾斜力度，做大绿色贷款、绿色融资、绿色债券等业务规模。结合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低碳城市、气候融资地方试点等政策，积极推进绿色分支行等专营机构建设，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金融经验。二是紧抓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机遇和市场机遇，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下，围绕低碳和增汇两个领域，优先支持绿色交通运输、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绿色建筑、节能环保、植树造林等绿色金融和气候融资重点领域；严格控制煤炭、石油、煤电等高碳资产领域融资。三是加强环境和气候风险管理，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风险管控纳入授信业务全流程，减少环境和气候信息不对称，持续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四是加强信息披露，增强外部约束。参照赤道原则、《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报告》（TCFD）框架、负责任银行原则（PRB）等国际先进准则，主动披露与环境和气候相关的公司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和目标等信息。

强化科技赋能 加快数字化转型

一是从战略层面高度重视金融科技，培养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优化组织架构，加强业技融合，加大科技资源投入，逐步提高科技投入占比，加快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全面推进银行数字化转型。二是以客户为中心，深入挖掘金融服务场景，推出“千人千面”的产品和服务，提升客户体验，提高获客、活客和黏客能力；加快线上线下客户标签体系建设，加大新技术在客户画像、智能营销、智能风控、智能投顾等领域的应用。三是加强数据资产的管理和应用。建立企业级数据标准体系和决策服务体系，建立大数据平台，破解数据孤岛难题，深度挖掘数据价值。四是加强产学研合作，建设金融生态。主动加强与金融科技公司、互联网平台企业、金融同业、政府机构、企业客户等外部主体的广泛协作，借鉴外部成功经验，构建协同开放的跨界金融服务生态。

坚持底线思维 牢牢守住风险底线

一是尊重金融发展规律，坚持审慎经营规则，从风险偏好、风险文化、风险限额、风险管理策略、风险政策、授信政策等多个维度，建立前瞻主动的风险治理文化，持续完善全面、全程、全员的风险管理框架。二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严格落实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和重点房地产企业融资管理规定，加强房地产金融风险管理，合理控制房地产贷款投放，切实防范高杠杆房企风险。三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严禁参与配合地方政府虚假化债，不得配合地方政府或融资平台公司置换不符合条件的隐性债务，或将不具备市场条件的隐性债务转为经营性债务。四是高度关注疫情纾困业务、互联网贷款、“两高一剩”、弱城投、弱国企等领域风险，加强洗钱风险、恐怖融资风险、制裁合规风险、涉黑涉恶等风险管理。五是增强系统观念，加强智能风控，提高风险监测识别预见能力，见微知著，走在曲线前面，防范突发风险。

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21年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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