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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出版了《人间天堂》的菲茨杰拉德在美国文坛声名鹊起，俩月后，他与出身上流社会的泽尔达·塞瑞结婚。塞瑞小姐后天宠溺骄惯，菲茨杰拉德曾答应给她有钱人的日子，在这一年开始实现。

20年代，美国的信贷扩张策略正在风行，联邦政府和银行都在误导消费者增加消费，减少储蓄。这和后来大萧条期间胡佛总统骂“囤积（资金）者就是叛国者”很像，他们让不该借钱的人开始借钱，不该买房子的人开始买房子。

菲茨杰拉德夫妇成了大时代美国梦的贯彻者，他在1925年出版《了不起的盖茨比》后，名气大增，收入暴涨。据说他和泽尔达骄奢放浪，喷泉里偏要洗澡，餐桌上偏要跳舞。而《了不起的盖茨比》所写的，就是美国“喧嚣年代”（1919-1929）消费享乐主义泛滥的悲剧，他选择了尼克作为代言人，讽刺和批判当时盛行的消费主义现象。

1940年菲茨杰拉德酗酒而死，死前已破产。文学圈的朋友大部分都认为是泽尔达的奢侈、挥霍毁了他。菲茨杰拉德本身也成为了消费主义的悲剧。

01

多年以后，当经济学人书写中国的消费信贷史时，定会想起2017-2018年间的信贷数据的变迁。

2017年，居民中长期消费贷款增速从年初最高35%降低到了年末23%左右，并在2018年降至月均18%。反观短期消费信贷，余额增速却由2017年初的20%攀升至年末的38%，2018年有所放缓，也达到月均30%的规模，月均新增1600亿元。

更需担心的是，信贷是一个与实体经济效益、个体收益强挂钩的行业，但过去两年短期消费贷款余额的增加，消费市场却没起多大作用。短期消费贷款余额增速从2017年初的20%，到2018年月均30%激增的背后，消费市场增速2017年一直维持在10%左右，2018年甚至下降至8.5%。

消费在降级，消费信贷却在升级，咄咄怪事。

这些数据在证明一个事，消费信贷的激增并不多大程度上由消费支出增长带来，要么，更多由被改造的消费习惯而带来，要么，信贷被被挪作它用了。这像极了消费信贷市场的假性繁荣。

19世纪中叶的南北战争以前，美国社会的清教徒式消费观念，比起它的欧洲伙伴及古老的东方社会，其反奢侈、反铺张风气有过之而不及，但从内战结束，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20年代，美国却完成了的“现代消费观念”的转变。

在整整近60年的时间里，美国信贷转型靠着工业化、都市化、大规模人口流动三大动力潜移默化地完成转型，而在中国，这一步骤显得太快。

从2008年到2017年，中国居民杠杆率从18%上升至48.97%，用了十年。而美国从20%到40%，用了40年。

中国现代消费观念的转变完成了吗？我不好确定。但现金贷公司和银行，都在朝着激发消费信贷的方向前进。

从借呗、微粒贷出现后，授信、激活存量成为消费信贷的时髦词，现金贷广告挖空心思让90后、00后借钱消费，而非量入为出。

02

当下所有银行、消费金融、现金贷公司都在干的一件隐性的事情，一言以蔽之：培养负债习惯。

由于借贷行为很大程度上是被激活的，过去几年，一般现金贷公司付出了很高的获客成本。

要知道，在以消费信贷观念改造为主的信贷市场中，现金贷的营销获客从点击、激活到留存，成本是递增的。

“鲸准”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消费金融行业平均获客成本达到110元/人，某家消费金融公司的例子显示（获客成本113元/人），用户借款1000元，利息+手续费年利率为36%，其中年化获客成本率高达20.86%，占收益的57%。

腾讯微粒贷曾在2016年-2018年间给了我22000元的授信额度，为了激活我这个客户，腾讯没少花心思，前后多次给我推送微粒贷广告，无果后，腾讯在2019年停掉了对我的授信，显示“综合评估未通过，无法借钱。”至于是觉得激活我成本太高，还是我太不识相，就不得而知了。

高成本意味着需要更高的放贷利率覆盖，于是，一旦潜在用户成为借款人，现金贷公司还需通过更高的隐性利率从借款人身上薅下本该属于他们的羊毛。

和一般现金贷公司不同，在掌握巨大流量的互联网公司那里，放贷成了唾手可得的金融变现渠道。2015-2018，互联网大公司开启了金融变现流量的浪潮。

时至今日，国内互联网大公司已经到了尽皆放贷的时候。新金融洛书梳理了20家非金融本业的互联网大公司发现，除了被人熟知的腾讯、蚂蚁金服和京东，做电商的唯品会在放贷、造手机的小米在放贷；门户网易在放贷、搜狗输入法也在放贷……

图：20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信贷或导流产品；整理：新金融洛书

放贷生意的巨大利润和亮眼财报，使他们早已经在行业投下饵线。

2020年上半年，蚂蚁集团微贷科技业务（信贷）营收286亿元，占蚂蚁集团整体营收的39.4%；趣店2019年全年营收88.4亿元，净利润33.52亿元……

William N. Goetzmann教授在《金钱改变一切》中提到金融本质：重新配置经济价值；重新配置风险。如今，国内的BigTech正在用金融重新配置流量价值。这种配置发生在监管容忍的空隙，生成了所谓市场红利期，在信贷领域，这种所谓“红利期”仍然存在。

03

2018年10月10日，湖南新化人戴婵宫带着她2岁的女儿、4岁的儿子走向家附近的池塘，沉水自杀身亡。

她的丈夫，是负债“十余万”的何宇茨，南方周末报道，他在24个月内，通过132个平台申请过借款，其中P2P网贷53家、一般消费分期平台35家、小额贷款公司22家、银行消费金融机构8家、大型消费金融公司3家、信用卡中心1家。

这种自杀式贷款最后导致了整个家庭的悲剧。这次事件，也可以看作整个信贷混乱市场风险一次爆发。

市场变坏，大概是从放贷人越来越多时开始的。

当卖手机的小米、做输入法的搜狗们都开始放贷的时候，所有的信贷风控、门槛、贷后，都要被打乱。

在市场上，有一批依附在银行风控、蚂蚁集团或腾讯信贷体系之外附庸放贷者，如果你能在银行或借呗、微粒贷拿到1万的授信，它们就敢再额外给你20%-40%的授信，诸多的类似行为叠加，让就能让一家银行或一个蚂蚁金服的风控体系置于借款人的过度负债的危机中。

这就是说，在你做着放贷生意的时候，另一家放贷公司的闯入，可以瞬间让你的风控体系打乱。如果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消费信贷领域，也没有哪家公司的风控是可以独善其身的。

在信贷领域，有三种东西：附庸放贷、共债、代偿，可以让任何一家现金贷公司、一个体系的模式被打乱。原因很简单，一旦借款人遭遇债务危机，就可能还不上任何一家公司的钱。

银行业苦苦维持的2%以内信用卡坏账率，良好表现的数据可能是借款人从现金贷公司那代偿而来；蚂蚁借呗或腾讯微粒贷的低坏账率，也可能是借款人从别家现金贷公司“以贷养贷”而来。

共债、风控集体失效，放贷的人越来越多，就意味着次级资产越来越多，资产质量越来越坏。情况会越来越坏。

在这个隐性规则下，所有风险被压滞，直至爆发。

04

1960年代以来，美国采取了激进的信贷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次贷是其中典型。经济社会里，富人积蓄、穷人贷款是正常现象。美国的银行为扩展次贷，通过加大消费信贷，拿富人的积蓄，给穷人贷款，最后带来了三重效应：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但消费水平仍然高企；短期经济增长。

然而，一篇《比较》杂志的文章对1870-2013年的研究结果却显示，杠杆率每上升1%，实际GDP增速就下降0.01%—0.02%。是不是感到讽刺。

实际上，无论美国还是我国，激增的居民杠杆率，和信贷市场的整体矛盾，都隐藏在较大的贫富差里的平均数之下，实际情况，往往比表象数据更严重。

图：美国收入不平等与消费者信贷走势一致

图片来源：《信贷、杠杆率与经济增长：150年的经验和启示》张晓晶 刘磊 李成

资料来源：转引自Krueger and Perri（2006）

1991年开始，台湾开放金融机构设立，在银行业引发发卡潮流，种种激进措施出现：贷款客户无资质限定、价格竞争，借款人的资信审核在竞争中，底线一低再低。银行鼓励民众使用信用卡超前消费的行为，打造了一大批长期债务压身的“卡奴”。

2006年，台湾卡债危机爆发，前10大发卡机构中7家收入金额不足以冲销坏账。2006年后，台湾本土银行税前利润同比缩水2/3，净资产报酬率大幅下降。

宏观经济不景气，而互联网公司“全民”放贷、借款人共债严重，这像极了当前。通常而言，偿还能力与实体经济收益挂钩，如果个体不赚钱，还在对未来的收入抱有美好的愿望之下过度加杠杆消费，一旦劳动力市场出现波动，居民资金链大规模断流，那将意味着违约大爆发。

当互联网大公司都开始放贷，规模化扩大时，意味着更高的风控难题，需要更高的借款费率平衡高风险。

更高的费率将催生放贷人更高的逐利性，这简直是一个恶性循环。

2013年以来的互联网企业，基本已完成了新一轮的用户价值重新配置。在这一轮经济下行周期里，此时，重新配置风险的危机正在显露。

05

2002年上映的科幻惊悚电影《少数派报告》，曾出现这样一幕（大意）：汤姆克鲁斯扮演的约翰·安德顿进入商场，大屏幕上出现一个个定制给他个人的广告，并推销给他说：约翰·安德顿先生，您上一次买夹克已经过去3年了，您要买一件新的皮夹克吗？

互联网大公司的消费信贷广告，大抵如是。

2020年马云1024演讲之后，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局长郭武平的一篇文章说，金融科技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方式之一是，它们过度收集并滥用客户信息、信息管理不当，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其信息在平台方、支付机构、出资方等之间流转，侵害了消费者信息安全权。

个人信息、隐私，在电脑算法、机器学习的挟持下，输出给个人的广告或利率，都是经过精心算计的结果。

在算法的挟持下，放贷公司的广告会给出令你心花怒放的说辞，也会在你申请贷款时，给你滴水不漏的贷款价格。这背后，是批量放贷的大数据信审和不可琢磨的技术黑箱。

这些年，技术黑箱现象隐而不发，但蔚为大观。

两年前，微粒贷给我的日利率为0.05%，但我无法知道腾讯的电脑算法在审贷决策过程中，是否出现程序错误，是不是对我有算法歧视，是不是将学历、种族、户籍信息作为风险定价的依据，我的社交行为数据、朋友圈层次在多大程度上作为我利率定价的依据？这就是技术黑箱，看不见摸不着，却决定着对你的信贷定价。

法学教授弗兰克·帕特洛伊(Frank Partnoy)和普利策奖获得者杰西·艾辛格(Jesse Eisinger)曾于2013年年初共同研究过”美国银行的内幕“，他们在报告中把银行描述为“掩盖了巨大风险的‘黑箱’，这些风险可能会再次击垮经济”，因为黑箱不可捉摸，不可明察。

在信贷这件事上，无论银行，还是蚂蚁集团、腾讯，他们都在决定我，渗透于我，并将充斥我。

参考资料：

1、《信贷、杠杆率与经济增长：150年的经验和启示》《比较》杂志 张晓晶 刘磊 李成

2、《消费贷带来了消费吗？——居民短贷高增的思考》海通宏观 姜超、李金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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