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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2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五周年庆典举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鞠建东出席并以《比“起飞”更重要的是“降落”》为主题发言，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两大核心议题，分别为产业结构的变迁和产业结构变迁的组织形式。鞠建东同时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发现宏观增长的背后是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等，并表示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门处于成长期的学科，要有批评、反对、争论，才能逐渐发展成熟。

以下为鞠建东教授发言原文：

比“起飞”更重要的是“降落”

——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五周年庆典大会发言

2020年12月12日

尊敬的林毅夫教授，各位老师、同学、各位来宾，首先请允许我对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五周年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王勇让我来发言5分钟，谈谈我理解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贡献与发展。昨天晚上我做今天发言的PPT, 就在想我讲什么？刚好看到网上北大国发院周其仁教授前几天在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一个很火的发言，主题叫“‘起飞’后的增长”，很受启发，那接下来我就用五分钟时间讨论一个观点，就是“比起飞更重要的是降落”。

周其仁教授是我敬重的学者，他推崇的罗斯托的经济发展的六阶段:第一传统社会阶段，第二准备起飞阶段，第三起飞阶段，第四成熟阶段，第五大众消费阶段，第六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按照罗斯托的说法，英、美、欧、日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起飞了，其仁教授认为，中国在2008年之后也起飞了。更重要的是，其仁教授认为起飞之后的阶段会更加危险。因为飞机起飞之后在遭遇空中“猛烈颠簸”的时候，能不能保持平衡，这个是比较危险的。说实话，看到其仁教授的发言，和他所推崇的罗斯托的六阶段论，我吓出了一身冷汗。为什么呢？因为仔细去看，我发现无论是罗斯托的六阶段论，还是其仁教授的“起飞之后的增长”，都只考虑了起飞、飞行、成熟等等，但是他们怎么没有讨论降落呢？

大家想象一下，按照这个经济发展的“起飞”理论，英、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都已经起飞了，但是没有考虑降落；然后呢，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起飞了，也不考虑降落。在蔚蓝的天空，发达国家的“飞机”在前面不考虑降落地飞，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后面傻傻地跟着飞，也不会降落。其仁教授说起飞到了天空之后要保持一定的动力，要不然很危险。但你再怎么保持动力，也有汽油用没的时候。汽油用没了，这天上一大群飞行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一会儿掉下一架，一会儿又掉下一架，是不是很惊悚？

起飞之后飞行当然会有危险，遇到了“猛烈颠簸”会更危险。但是空中遇到了危险，首先要考虑的难道不是降落吗，为什么有危险还要强飞呢？飞机在天上飞，遇到问题，无论是风大颠簸，还是飞机自身出了故障，那赶紧找附近的机场降落啊，落到了地面排除故障，修好了再起飞、飞行。在空中飞行会有危险，但灾难一定是发生在降落上的。从飞机发明的例子来看，李林·塔尔是首先做滑翔机的，但是不会降落，就摔死了。莱特兄弟实现了平稳的飞行与安全的降落，他们就发明了飞机。前几天，“钢铁侠”马斯克的SPACE X起飞很漂亮，在空中飞行还转了个弯儿，但是不会降落，结果掉下来爆炸了。所以我们去研究飞机飞行的时候，我觉得降落比起飞更加重要。

我们怎么去认识飞行呢？不仅需要从宏观分析，也要分析微观机制。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全球在正常时期每天平均起飞大概十万架商业、货运飞机，五万架客运飞机，一共是十五万架飞机。假设每架飞机平均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天上，从宏观来看，你会得出一个结论：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平均而言，在天上飞行的飞机是五万架。但如果按照这个宏观分析，你接下来得出一个推论，说有五万架飞机一直在天上飞，这个推论就是错误的、危险的。因为你只看到五万架飞机一直在天上飞的宏观现象，但是你没有看到飞机飞行的微观结构。每一架飞机不是一直在天上飞的，每一架飞机都经历了机场停靠、准备起飞、起飞、飞行，降落，进港停靠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性的循环。在这样的循环中，最重要的是降落，只看到起飞、飞行，看不到降落，是误解了航空，是会出现灾难的。宏观上任何时间点平均五万架飞机在天上，是由微观上每架飞机的起飞、飞行、降落循环构成的。如果我们只看天上飞的飞机，忽视了每个飞机至关重要的起飞、飞行、降落循环，就会误解飞行危险是因为空中动力不够，或者是像中国这样的大飞机，体量大，不容易平衡。实际上飞机的动力是和航程相匹配的，而且坐过飞机的都知道，飞机越大越平稳。从上海飞北京，飞机带三个小时的油就可以了。但是，一个只带了三个小时油的飞机，非要从上海飞洛杉矶，那无论如何一定在空中动力不足，一定会从空中摔下来。

我提一个不成熟的看法：降落，也就是经济下行和危机，是新古典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门。为什么这么说呢？从亚当•斯密开始的古典经济学到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从英国开始，到现在的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从理论上总是忽视降落，忽视经济下行和危机，对经济周期的解释苍白无力。在实践上，也不会降落，也不会处理经济下行，不能避免危机，不会处理危机。比如说，我们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英国、欧洲的新冠疫情的防范危机。从方法论讲，亚当·斯密之后的古典、新古典经济学，英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都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这个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到目前为止，都还不能深刻理解经济波动、尤其是经济下行、经济危机的微观机制。而且这种最优化理论和实践，以每个人的目标函数独立、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为基本假设。遇到病毒传播、每个人的行为都直接影响其他人的时候，这个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也就崩塌了。

凯恩斯经济学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处理危机。但是凯恩斯的宏观政策，治标不治本，还是忽视了经济危机、经济下行的微观基础。对于导致经济下行和危机的产业结构失衡、收入分配失衡、市场结构失衡、治理制度失衡缺乏探讨。

那么宏观经济增长背后的微观机制是什么呢？比如说宏观经济增长率是百分之五，新古典经济学的平衡增长理论就假设，每个产业都以5%的速度增长。真实世界不是这样的，真实世界里每个产业、产品都有诞生、起飞、扩张、成熟、降落（收缩）、退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周期过程。每个产业、产品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不同产业的增长是不平衡的，在同一个时间点，既有进入、扩张的产品和行业，也有收缩、退出的产品和行业。

经济学家常常被既有理论所束缚。举个例子，2008年的时候，林毅夫教授、我和王勇在世行讨论经济增长和产业动态，我们讲每个行业的增长速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当时美国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家，认同的是平衡增长理论。我碰到不少宏观经济学家，甚至是一流的学者、著名大学的教授，不认可我们这个行业生命周期的观点，一定要我们拿出数据。我觉得大惑不解，不同行业有涨有落，这么简单的事实，这些大学者们居然不认可。后来我们检验了数据，发现每个行业的增长速度确实是不一样的，确实是有正增长，有负增长的。后来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这个数据事实我们还作为一个发现。这是不是有点好笑，这也算发现吗，我们只是说了一个常识而已。

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不讨论不同行业的生命周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数学模型不会做。在增长理论里面，即使是让不同行业的增长的速度不一样的模型就已经很难做了。2008年MIT教授Acemoglu和芝加哥大学的Guerrieri教授，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Pissarides教授和LSE的Ngai教授，分别写了两篇文章，讨论不平衡的经济增长，也就至多做到不同部门的增长率不一样，但是还是没有研究行业的生命周期，没有能做到同一时间，有行业的增长率为正，有行业的增长率为负。

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贡献在于发现宏观增长的背后是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每个产业都会经历诞生、起飞（或者扩张）、成熟、降落（或者收缩）、退出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考虑每个产业都有起飞、降落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在产业的诞生和退出的阶段，只靠市场是不行的。就像飞机起飞一样，飞机起飞之后，在空中飞行的成熟阶段，你可以切换到自动驾驶。驾驶员和副驾驶员可以不去控制，飞机可以进入自动驾驶状态，就像完全竞争市场在“成熟”状态，可以完全依赖看不见的手，不需要政府干预。但是如果你认为，成熟阶段就可以彻底放手不管，那你就错了。因为任何一个时间点，都有产业正经历降落。降落的时候如果什么都不管，飞机就会一头跌落下去。所以当我们考虑了产业的诞生和退出的时候，当我们理解了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有产业在诞生与退出，我们就理解只靠市场是不够的，必须有市场加政府。

我的不成熟的看法，新结构经济学有两大核心问题，第一个核心问题是产业结构的变迁。产业结构的变迁不仅考虑它的准备起飞、起飞、成熟飞行，而且考虑它的降落和退出。产业结构变迁一方面是宏观增长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如果产业结构得不到升级，宏观增长也得不到实现。所以产业结构的变迁既是宏观增长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

第二个核心问题是产业结构变迁的组织形式。既然有产业结构的变迁，那就要有产业结构变迁的组织形式。林老师提出来产业结构变迁的组织形式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提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因为以前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不要干预市场，让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经济，成熟经济在就像空中自动驾驶，可以放手不管，“需要政府是不得已，没有政府干预才是理想状态”。然后呢，飞机没油了，就一头栽下去了。所以，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出发，总是以政府不干预作为一个基准，以看不见的手作为基准的组织形式，而不是去研究如何通过政府和市场共同发力、建立一个组织形式来推动产业结构的变迁，这样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思路需要突破。所以说，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是一个重大的思想上的突破。但是这个突破，只是破题，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研究市场和政府共同发力，就需要我们不是只是考虑政府的角色是一个辅助的角色，只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角色。更加需要研究什么样的市场加政府的组织形式是一个逐步发展，逐步成熟的组织形式。

刚才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杰·梅森教授的发言也提到，比较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结构需要理解中国和美国政府的区别与相似之处，实践中的中国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角色，和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角色，与市场的关系，是有相似之处的，是有共性的，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需要进一步提炼成理论的。不能把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的完全竞争经济，作为经济组织的唯一的基准形式。

时代变了，新经济、尤其是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规模报酬递增。如果政府不干预，那么数字经济的基准形式是什么呢？不是完全竞争，而是垄断。因为规模报酬递增，企业的规模越大，流量越大，平均成本就越低。在一个自由市场的基准模式就是垄断的时代，看不见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不能成为我们的基准理论框架。

最后讲一点，我们也需要用新结构经济学的这种思维方法去分析新结构经济学本身的发展。新结构经济学宏观上的平稳发展，在微观上需要有一系列的模型的诞生、发展、成熟、下降、退出成为新的模型基础这样的一个过程，每一个模型也需要有生命周期。十年前，林老师、王勇和我做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增长、产业动态与要素禀赋的模型，2015年发表在JME（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我觉得我们现在不光是要呼唤在要素禀赋与产业动态这个模型基础上做应用，发展这个方向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要呼唤有反对的研究、有争论的研究、呼唤新的模型的诞生。一个学科，只有争论、有反对的研究、才能发展，才能成熟。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已经诞生五年了，可喜可贺，这五年是一个创始期，在林老师的领导之下度过了艰难的创始期，现在进入成长期。创始期和成长期的发展方式不一样，创始期需要坚定，发展期需要百花齐放。一个学科，只有批评，只有反对，只有争论，才能健康的发展，才能走向成熟。

林老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宏观增长的微观机制、产业结构变迁的问题，一个是政府加市场作为产业结构变迁的组织方式的问题、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问题，是真问题，是基本性的问题。但是，用什么样的模型、什么样的理论去解释、分析这两个基本问题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模型，不同的理论，尤其需要争论，甚至是相互反对的声音、理论，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两个基本问题。我们要坚持研究林老师所提出的真问题，同时可以去反对林老师提出的解释。去争论、通过不断的争论，最后逐渐建立一个丰富的成熟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解实践、指导实践。林老师坚持要素禀赋决定最优产业结构的变迁。我们要坚持研究林老师提出来的产业结构变迁这个基本问题，但对于林老师提出的要素禀赋决定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我觉得可以怀疑、可以反对、可以争论啊。我们不仅仅要在过去的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发展，更重要的是呼唤批评、呼唤反对、呼唤争论、呼唤讨论来研究林老师所提出的两大真问题、基本问题，这样才会迎来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期。我的这些不成熟的观点就讲到这里、供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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