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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八天国庆假期，我们眼里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似乎完全是两幅景象。

超6亿中国人或远或近地流动起来，乘坐汽车、火车、飞机，涌入旅游胜地、名山大川，释放着如常生活从疫情中逐渐复苏最清晰的信号。有些旅游景点甚至出现了如往年一般的严重堵塞。

世界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近的，我们的邻居印度，军方高层兴奋地乘车巡游了耗费十年时间精心打造的九公里边界隧道。作为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基础设施项目，印度在边境地区的持续发力，其后发制人的能力，不容小觑。

不断蔓延的全球疫情，也成为了理性与冲动的分水岭——高加索打起来了。从当地时间9月27日起，两个世仇邻居，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不断升级的火力较量为本已不平静的2020年又增添了沉重的一笔，而两国冲突背后的大国角力更让全球地缘政治风险进一步激增。一种不好的风气正在蔓延——后新冠时代，睦邻友好不太可行了，当疫情吞噬了全球蛋糕的体积，与其绞尽脑汁计算自己切分蛋糕的技巧，还不如磨尖了刀直接捅了小伙伴来得快。

世界已不是我们眼里认知的那个世界，战争也已不是原来的那种战争，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准备和预期。

更远一些，地球另一边的美国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上演了惊人眼球、波诡云谲的“十月惊奇”特别大戏。那个最无视病毒的总统自己感染了病毒，并且神奇地快速出院，感觉“比20年前还好”。虽然离美国大选投票日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但大选前后的斗争可能刚刚开始，或许还有数只完全超出人们想象力的黑天鹅正在组团飞来，百年未有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导致的党派鸿沟以及一场史无前例的国家认同危机正在上演。

十月惊奇，正如朋友圈里一位好友的感叹，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

我们熬过了最坏的时刻了吗？

我们可以做好乐观的准备了吗？

01 争议加剧下的“逆全球化铁幕”

关于现在的世界，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不确定、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不会很快好转，可能会持续数年、十数年甚至数十年，我们需要做长期应对的准备。

以中美关系为例，一个基本判断是：建交后40年里，中美双方合作共赢为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对中国政策的转向是战略性的，不会由某个总统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执政党的更迭而转变。即使拜登当选，美国单方面与中国“脱钩”和对中国的打压仍会继续，只不过不会那么“简单粗暴”，会做得更加“精细”、更加“合乎程序”，更加“政治正确”。所以，我们绝不能再抱有两国关系在中短期时间内缓和甚至回到过去的幻想。

但也需要指出，全球化依然是未来的方向和趋势。当前虽然有逆全球化的浪潮出现，但从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全球化构建的逻辑来看，这应该也只是五至二十年内的小“回潮”。长期来看，世界发展的大方向没有改变，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逆转，国际化还会继续推进和深化。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简单地掉以轻心，毕竟过去几十年来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单一全球化时代已经终结，这是不容改变的事实。中国要适应这样的调整，更要引领这样的变化。

因此，我们应认清世界的主流，在保持定力、做好自己的同时，不能脱离世界大家庭、主流大部队，陷入自我隔离、自我封闭，选择一条边缘化的道路。应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更应继续深化国际交往与合作。

由英语海洋国家组成的“五眼联盟”是美国最稳固的盟友，但他们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不一定会紧跟美国压制我国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未来，我们可以继续拓宽我们的朋友圈，带动东盟、中亚、东欧、非洲快速发展，同时以“磁石效应”持续深化与东盟、日韩等周边经济体的双边贸易，拓宽供应链的广度和深度。

02 打通堵点，“双循环”需要大作为

当前的逆全球化噪音的确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现实的挑战。因此，中国亟需充分梳理并正确把握自身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发挥国内内需市场巨大、产业链完整等优势，客观评估自身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定位，适应全球产业链调整趋势，并继续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程。

新发展格局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发展”的主题应运而生。对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从今年全国两会企业家座谈会的“逐步形成”，到7月30日的会议上措辞变成“加快形成”，表明中央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紧迫性。

比起追热点、炒概念，更重要的是要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梳理清楚，避免造成偏激、落后的思想回潮。

需要明确的是，形成国内大循环并不等于拒绝和摒弃国际分工和交流，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虽然我们目前拥有国内大市场的优势，但国内市场并没有大到可以容纳出口型企业的所有产能。同样，再大的国内市场，如果失去国际交流与合作，也无法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构建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正是通过重构国际产业链、贸易链，使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更好的互相促进、互相成就。正如外向型企业出口转内销，可以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帮助出口型企业暂时度过难关并生存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出口企业不仅不能放弃海外市场，而且要在保住已有外销渠道的同时，尽可能地继续拓展外销渠道。

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没有变，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将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所以，对两个循环的准确定义应该是：加强经济内循环，创新内外双循环。

如何打通两个循环通路？未来，我们需要进行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改革，比如要充分发掘内需潜力、完善国内产业链体系、降低综合融资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进高水平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等。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重视科技创新。经济秩序的本质，是对稀缺资源的分配。而创新，恰恰可以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创造出更多的产出、更有效率地创造产出,以实现分配格局不变的前提下每个人都能分到更多。二十多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多创新成果，但很大一部分是凭借着我们巨大的人口红利，而在“硬科技”的创新追求上仍然需要我们持续不懈的努力。

只有依靠自主创新突破技术“卡脖子”问题，才能畅通国内大循环而不受制于人。同时，通过技术创新进一步促进产业升级，提升“中国制造”的技术附加值，可以对冲国内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全球分工中占据供应链上游的主导地位。对此，我们要在制度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环境、舆论环境等方面保障科创企业的发展，并用金融的手段为科创企业赋能。

03 金融挑重担，路漫漫其修远兮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面对即将开启的“十四五”新征程，如何在政策上做好辅助，进一步强化资本市场的枢纽功能，增强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联动和适配，成为未来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而资本市场改革和金融市场开放，由是未来金融工作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首先是资本市场改革。

近年来，监管层多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表态称要推进资本市场改革朝着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方向前行，这是资本市场的改革方向，也是基于我们资本市场30年遇到的问题而得到的教训。

因此，对于站在而立之年新起点的中国资本市场来说，最重要、最紧迫的是始终坚持以市场化和法治化为核心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打开源头，引入 “活水”。通过继续扩大IPO注册制改革，逐渐实现注册制在A股板块的全覆盖。在交易制度层面上，统一各板块20%的涨跌幅限制并初步取消涨跌幅限制，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设立“T+0”的交易制度，从科创板进行试点并逐步推广到其他板块，同时出台配套的风险监管措施以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措施。

其次，进一步完善退市制度，实现资本市场更自然的新陈代谢、吐故纳新。通过加强退市标准的可执行性，优化退市流程环节，防止公司“停而不退”。同时，重视退市配套机制，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加强投资者教育，倡导理性的投资观念，真正实现上市公司的优胜劣汰，从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再有，要加大上市公司违法犯罪的惩处力度，提高上市公司的违法成本，可以借鉴国外成熟资本市场严格的监管制度，例如集体诉讼制度、举报人制度、巨额罚款以及对违法个人追究刑事责任等举措。

最后，减少政府对市场不必要的干预，改变“父爱主义”的监管方式，尊重、敬畏市场，更多地把选择权交给市场，真正做到事前“建制度”、事中“不干预”、违法“零容忍”，做好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持续监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最核心的作用。

再来看金融市场开放。

我国目前正在逐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逐步实现内地市场的国际化。我的一系列学术研究发现：健康、开放的金融市场对于国家的技术创新乃至最终的经济增长都有正面作用。

当然，在开放金融市场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核心问题是把握开放先机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平衡，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金融安全方面，为了防范美国发起金融战和金融脱钩的风险，要逐步减少对于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依赖，加强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建设，解决好人民币跨境支付的清算结算效率问题。

第二，随着美联储无限宽松、美元持续贬值、美国经济衰退，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正在走弱，因此要加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使用，实现从人民币国际使用从双边化到多边化的转变，为“去美元化”的新国际货币体系做好准备。

第三，随着人民币较快升值、中国经济率先进入复苏，高利息、低风险使得人民币资产对于国际资本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未来会有更多的外资流入，因此要构建更多样的人民币资产组合以容纳新流入的增量资金，防止资产泡沫的积累。

04 “十四五”将启程，破难点才能绘蓝图

随着10月的到来，市场聚焦的大方向转向“十四五”。将于本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主要议程就是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较之新世纪以来已经制定并执行的四个五年规划,"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工作恐怕是最难的一次。难就难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其中的不确定性又实在太多。

在这样一个历史变革的时期，对于“十四五”规划的编制，除了关键目标设定、重大产业投资、重大项目推进等各级地方政府比较看重的实际问题，还应更多地着眼于宏观层面的问题，我认为关键要做的事情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保就业。保障就业是维系社会稳定大局的重要一环，只有稳住就业，居民才能有稳定的收入，才敢消费，才能做长期的规划。因此要以就业优先的底线思维化解社会内部压力，特别做好青年人、高校毕业生、进城务工农民等重点人群的就业保障工作。

第二，促消费。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首，是疫情后经济恢复的稳定器，要把握好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下的消费升级新模式、新业态，减少高房价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

第三，培育市场主体，保障中小微民营企业生存。中小微企业是最活跃的市场主体，市场主体活则经济活，可以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经济的优势根治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顽疾，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破解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困境。

第四，重视“软性”保障。过去我们在公共保障产品的硬件建设上做的比较多，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人民的需要不再局限于物质方面，更多的在于“软性“保障，如养老、医疗、教育等与老百姓切身福利相关的民生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十四五”期间要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我们也许还没有熬过最坏的时刻，但曙光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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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未央网专栏作者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首图来自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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