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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文明的诞生之处，城市自古以来就寄托着我们对美丽乡愁的追思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亚特兰蒂斯的描述，到孔夫子在《礼记·礼运》中对大同社会的刻画，从古希伯来先知对新耶路撒冷的想象，到托马斯·莫尔、卡尔·马克思对理想国度的追寻，内容或许不同，方向始终如一。而今，站立在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历史基础上，我们对未来的畅想已悄然进入“智慧城市”时代。

在时下中国，智慧城市不单单是一种社会理想、一项民生服务，更重要的是其承载着新时代探索新发展路径的使命——具体说来，就是通过融合新的技术、探索新的场景，创造新的模式，提供新的手段，既要促成消费线上线下商业逻辑的打通联动，也要带动生产特别是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从而为我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提供可持续的动力源泉。

作为仍处于起步期的工作，数年以来，智慧城市一直在宣传上的大红大紫和实践中的不温不火之间成长徘徊。然而新冠疫情的猝然降临改变了这一尴尬状态，由于疫情对人们线下接触式生活的禁锢，由于停产停工产生的短长期经济影响，也由于可能因此引发的逆全球化趋势和世界范围内供应链体系重组，中央果断决策上马坊间所称的“新基建”项目。正所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陡然间，智慧城市各种概念竞相喷涌，巨头摩拳擦掌，资本蠢蠢欲动。然而，正如巴菲特所说“别人贪婪我恐惧，别人恐惧我贪婪”，政策东风加持下的智慧城市是真金抑或镀金，确实值得仔细审视。

治理语境下的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不管决策者期待它发挥什么作用、甚至强力赋予它什么角色，但从本质上看，它仍然是一个“治理”问题。智慧城市不仅仅是收集行为数据，张贴二维码，也不是一些公共服务的线上化办理，而是城市底层操作系统从“统治”到“治理”的升级。

所谓“治理”，当然有别于“统治”，这一方面表现在其权力行使更加柔性而有节制（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更加巧妙和“圆滑”），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其关系传导不是简单从上到下的一根线，而是表现为多节点的分布式状态（也就是更多主体，包括公民、社会组织、企业等等的参与，在提升治理专业性和科学性的同时也更考验组织性）。从先行者的经验来看，有了良好的社会治理和优质的公共产品才能有真正的智慧城市，才能有因此展开的种种数字经济-数字金融活动。

相较于不那么“智慧”的传统城市，智慧城市的优势在于科技加成，然而，科技的作用一定是正向的吗？曾经，我们单纯以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就是把科技简单脸谱化，认为是“进步”的（当然我们现在逐渐认识到技术是“中性”的）。然而随着互联网泡沫破灭的一系列风险事件，特别是此次新冠疫情防控中间，让我们看到技术对智慧城市治理的一系列挑战：

首先，技术赋能的同时也带来技术约束。智慧城市一系列前沿场景的基础是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这有别于城市化中的修桥铺路，其便利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享受——智慧城市场景带来的福利都隐含前提，最低是得有能够联网的移动设备，然后还得有最起码的操作技能和信息搜寻能力，甚至还会考验所谓“心智”。就在这重重限制中，50后、60后甚至70后、80后都陆续被视为“中老年人”而逐渐落伍到被排斥，这一趋势显然与智慧城市公共服务的普惠性相违。

其次，技术在扩展私域的同时也带来了公共领域管制加强。信息技术及其应用（还有其使用的低成本和低门槛）极大赋能了个人的行动半径，以短视频领域来说，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几许的运气，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大明星”，在巨额流量中涨粉带货，不亦乐乎。然而正是一个个流量明星的出现，最终使一个个应用从小众场景成为公共领域，管制也随之降临。公共领域及其管制的持续扩大可能成为智慧城市治理的“新常态”，非常考验管理水平、沟通能力和公民素质。

另外，技术在创造新经济增长点的同时也成为酝酿新危机的温床。信息技术及其应用创造危机的方式与此次新冠病毒略有相似，新冠病毒本身致死率并不高（1%-3%不等），但其传染性特别迅速、爆发力特别强悍，对社会的挑战是指数级放大恐慌，造成对公共秩序和公共资源（这次是医疗）的踩踏，旋风般撑爆一个个关键节点（医院），进而带来社会秩序的瘫痪。而这并非个例，事实上在2018年年中P2P暴雷风潮中，虽然受冲击的点位不同，但路径大体相似，这其中当然就有信息传播技术的因素。

其实，除了上述情况外，技术还可能会对智慧城市的治理决策带来信息“噪声”，对公共基础设施提出新的挑战，造成市场上经营者势力集中等等。论述这些的意图不在于渲染困难，而是指出一个简单的逻辑——单纯的技术投入（哪怕是XX万亿）并不直接带来智慧城市含金量的成长，还需伴随有治理能力的全方位提升。

发展语境中的智慧城市

坦率地说，一般人看智慧城市，可能还真不是看治理能力的卓越，技术水平的高超，民生质量的成长，更吸“睛”和吸“金”的乃是其经济表现，比如对内需的挖掘，对转型的引导，对场景的塑造等等。然而此处也并不仅仅是有“光荣与梦想”，更有困难和挑战。

首当其冲的是对智慧城市技术本质的认识，与屡屡被拎出来敲打但其实承担起经济增长核心支撑的“铁公基”不同，智慧城市的基础是数字化，而从历史实证分析的角度看，数字化对经济拉动的广度和速度来看明显不如蒸汽化（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电气化（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如此，数字化还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进程，其基础研究和商业模式也都是在完善，并且我国在部分领域如5G网等已经处于世界前沿，也没有办法再复制3G网、4G网时代“拿来主义”的发展神话。

智慧城市除了是一个“进行时”的过程外，还是一个“接着说”的叙事，需要有前期工业化、城市化的打底，需要有相当程度的治理能力支撑。实事求是地看，虽然据说国内已经有500个以上地方喊出了智慧城市口号，但真正能实现的恐怕只有少数中心城市及其所带动的城市带。对于其他地方来说，更多是应思考在其财政能力、技术能力和资源组织能力的限度内，因地制宜地发展部分场景和产业的智慧化，可以“小而美”何必“大而全”。

同时，智慧城市还考验地方的经营能力和理念。困难的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智慧城市最具挑战的是从经济职能到公共服务一系列的政府集中运营过渡到不同主体各司其职的和谐合作，这是一个“放”的过程，但不能“一放就乱”，以至于后来“一收就死”。另外，智慧城市建设中毫无疑问涉及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如何发挥民营资本的优势，激励（注意是“激励”）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带动本地产业的转型升级而又不至于“大鱼吃小鱼”，完善经济发展的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基础设施而又不至于跨越政企边界，这的确是个挑战。

当然，智慧城市的发展还受到其他要素的制约，像人口问题、产业周期问题、法制建设问题等等，篇幅所限本文不再展开论述。这里并不是试图否认智慧城市的重要意义，而是想更真实地想象其在广度（能影响多少地区）和深度（多少产业、多少场景）上的展开，进而请读者对其做出客观评估。

救场语境下的新基建

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强调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作为与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相酹的经济提振举措，发力新基建被普遍认为更能夯实发展基础、提升竞争能力，也更能避免负面效应。具体到智慧城市，新基建能否如众所期待般地起到强心剂作用？还真不好说。

从数字上观察，首先，与前两年（2019年、2018年）数字相比，无论在计划总投资额还是当年计划完成额，增长率并没有实质性的、大幅度的提高，在部分省份甚至小有回落，因此本轮投资也就更像工作延续而非刺激经济。另外，投资清单也并不等于新基建，后者在前者之中甚至不占多数（普遍在三成左右甚至以下）。当然，新基建的比重确实较之前有所增长，在部分地方也以新兴产业、数字经济等名目单独列支。

从工作上观察，新基建其实并非横空出世的新理念。早在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有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提法，当时涵盖了5G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而后，在2019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再次提及“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进入2020年后，从1月3日起两个月四次会（中央级别重要会议）反复提及新型基础设施，更让市场浮想联翩。但其实中间不少工作都是延续性的，更准确的理解是提升了工作的高度和系统性，并没有从无到有地开辟一个新的增长领域。

从内容上观察，新基建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前沿科技基础研究，二是技术在不同场景的应用，三是补齐短板。在以上三者中，第一属于长效机制，第三则很难归入新基建范畴，能够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只有第二部分，而就是在第二部分中，又有不少资源投入传统产业升级和辅助设施建设（如电动车充电桩等），很难对智慧城市起到立竿见影的刺激作用。

最后还要指出，在2008年后长期的投资拉动中，基建对于经济刺激的边际效应正在迅速衰减，而伴随着财政纪律的加强和土地财政的逐步退出，不少地方资金安排已然捉襟见肘，增长乏术，部分地方甚至债务高企，缺口巨大，政府信用及融资能力也被削弱。结合上述分析，智慧城市即使有了新基建的加持，其开展方式也更类似于常规工作，当然，这种常规工作虽然短期不能起到“一用就灵”的救场作用，但对于城市乃至于国家长远发展都非常有益。

其实，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智慧城市最有想象力的是其中小微企业，特别是服务业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根据2019年的数据，我国最终消费指出的经济贡献率已达57.8%，这其中很重要的部分是服务业，而在有53万亿规模（GDP）的服务业中，真正数字化的比率不足20%。因此，新基建更重要的是为智慧城市提供支持推动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在这一过程中要善用巧劲，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尤其是头部科技企业力量，发挥其数据优势、技术优势、平台优势、生态优势乃至经验优势助力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化挑战为机遇，激活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动能。

智慧城市语境下的金融服务

评判智慧城市的含金量，除了要看智慧城市本身，也要看金融服务、特别是金融科技的成色。很遗憾，就在疫情防控及随后的企业救助过程中，本以为能够给智慧城市增光添彩的金融科技，其作用发挥却差强人意，歌舞升平期间的生态整合、精准放贷、智能风控言犹在耳，疫情之中就只能在“非接触”服务（渠道、支付）等方面有所动作。不过这并非完全是金融科技的问题，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比较优势正处在挑战之中：

一是金融脱媒愈演愈烈。包括智慧城市在内，数字经济考验的已经不仅仅是金融机构的资金融通能力，还考验其信息整合能力、科技开发能力、产业组织能力乃至生态建设能力，而后四者无疑是金融机构的短板。以此次疫情之后的经济重组来说，一些工业龙头企业比如海尔，就在政府支持下用工业云平台支撑企业复工，而头部科技企业更是不甘人后，支付宝就从金融支付平台升级为数字生活开放平台，面向国内全服务行业开放平台，用数字化助推服务业提质扩容。这些举措不仅仅是削弱了以银行为代表金融机构对企业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更深远的是其提出了与场景和伙伴深度结合，与智慧城市和数字经济高度契合的金融新玩法，如此情形，金融机构跟是不跟？

二是业务能力扩展有限。从现在复盘的结论看，正是移动支付的失利导致了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企业的“冰火两重天”。就如之前的百度对谷歌之战，两者的搜索产品各有千秋，后者的品牌形象、客群质量甚至优于前者，但就在貌似边缘的“内容”领域，百度凭借贴吧、文库、百科、音乐等全面压制了对方，以至于基于算法谷歌还得为百度导流，是内容而非搜索决定了成败。与之相似，表面看来，移动支付本身利润微薄（甚至免费提供）却投入巨大，与信贷理财相比可谓边缘，然而它却是金融发生频率最高、场景贴合最强的业务，无论对于眼前的客户活跃度还是长远的数字化转型都意义重大。在支付先失一局的情况下，信贷缺少了有力的数据和场景支撑，转型顾虑重重、步履蹒跚，理财也是不堪大用（利息高了负债成本上升，利息低了被骂吸血），这些都削弱了金融机构争抢智慧城市主动权和制高点的能力（当然部分金融机构凭借自身实力及政府关系还是可以在部分城市部分场景分得一杯羹）。

三是外部环境也有约束。过去数年中，在互联网金融和地方金融领域事实上发生了一场“规模可控”的小型危机，不少金融机构失血严重，扩张受限，进而影响了其继续深耕智慧城市场景的能力。不仅如此，随着强监管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推进，金融机构的合规意识和行为不断加强，这同时也意味着创新意识和行为的不断削弱，资金涌入地方智慧城市建设的渠道收窄。另外，智慧城市大量涉及与政府、居民、其他企业的数据交互，而在信息安全之弦紧绷的当下，风险厌恶型的金融机构就更没有意愿主动作为，更倾向于“等等看”。

对于传统金融机构的金融科技来说，最大的障碍在于思路上，也就是更多从自身业务而非外部场景出发应用金融科技，对客户需求理解不全面不深入，更遑论“超预期”满足。然而，智慧城市还有别于之前其他金融业务，它不是短跑，不是马拉松，甚至不是接力赛，而是全能比拼，除了常规的支付、理财、融资业务外，还需要将金融嵌入客户场景需求，以科技来实现。比如现在发展支付商户已经不是把自己机构的二维码安（或贴）过去就算完事，而是在支付背后更给其提供诸如电子会员等一系列经营功能的完整解决方案，更好地满足其管理上下游资源的需求。这方面金融机构还有许多需要学习。

智慧城市并不悲观

以上种种并不意味着笔者对智慧城市的悲观态度，恰恰相反，本人十分看好智慧城市发展，而这篇文章想起的作用宛如牛虻，意图鞭策而非否定。事实上，智慧城市建设并不是靠技术多前沿、资金多雄厚、模式多精致，恰恰相反，智慧城市依赖于一项项具体而微技术的积累，并在积累中不断进化；同时还依赖于一件件百姓日常需求的满足，并在满足中积蓄力量。就是在这样普普通通的“升级打怪”而非历史宏大叙事中，智慧城市终将成长为参天大树。具体来说，各方可从以下方向努力，提升智慧城市的含金量。

对于政府来说，关键是加强治理能力。首先要抵御“贪大图洋”的诱惑，不在概念上扯皮，不在数字上跟风，真正以需求（而非技术）为导向，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并在硬件建设的同时不断提升软件（法制）建设，打造良好发展环境。更关键的，是有的放矢地建设本地智慧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尤其是“数字基建”，以此为抓手在分工合作之中注入秩序，特别是要形成与智慧城市建设相应的行业组织机制，整合各方力量对前沿场景、基础科学、交叉技术开展联合攻关，推动包括政务数据、公共服务数据在内的数据共享，引导企业主动承担助力伙伴数字化转型的社会责任，进而形成良性的分工体系，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对于科技企业来说，关键是加强生态能力。智慧城市建设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其成败有赖于越来越多成功数字化转型的中小微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也应当注意保护企业的积极性，避免政府投资对民间资本的赶出效应。而说生态能力而非技术能力，原因在于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行业领先的科技企业更应该有大局意识和战略思维，将自己的技术和产品“基础设施化”，以社会化服务能力的提升助力更多的中小微企业乃至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实现数字化转型，让数字化服务更多样更多元，让智慧城市生活更丰富更美好。而在这搭桥赋能中，科技企业自身的生态地位也得到提升，逐渐走出有自己特色的发展之路（而非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般地挤进金融场景）。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关键是加强产品能力。过去，金融机构更讲究规模优势、营销能力，产品的同质化也带来了竞争的同质化，客户需求反而没有得到尊重和满足。这很大程度上也与其展业环境一致，然而在智慧城市中，面向的客户是数字化的服务业、制造业企业和千人千面的消费者，其需求和风险各不相同，需要与之匹配的产品精准“滴灌”。在内部经营上，还要与产品建设相匹配，构建更具有适应能力的运营体系、风控体系和技术体系，扬长避短，真正把自己作为持牌机构的优势用足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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