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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美国时间11月19日，美股科技明星股集体跌入弱市。11月20日，科技股再度引领美股大跌。新经济公司从牛市明星，摇身一变为风险短板。这一现象的背后潜藏着新经济正在进行的“蜕变”。聚焦本质，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振，新经济兼具“信息优化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根据两类效应相对强弱的不同，新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危机十年，“信息优化效应”占主导地位，“技术进步效应”居辅助地位，导致新经济自身发展与经济总体走势并不同步。第二阶段是后危机时代，两大效应地位反转。新经济亟待打破路径依赖，凭借科技革新实现与传统经济的深度融合，才能打开发展新空间。展望未来，在市场力量和政策监管的双重引导之下，“蜕变”带来阵痛，更带来新生。在新阶段，新经济中更富有“技术进步效应”潜力的领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增长前景。科技革新在供给侧与产业升级的结合，在需求侧与消费升级的结合，都将产生最具活力的投资机遇，中国新经济发展亦将因此获得相应的比较优势。

新经济发展的两大效应与两大阶段。根据学理，经济长期增长主要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对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经济的发展能够产生两大正向效应。一是“信息优化效应”。通过纾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新经济以信息流引导要素流动、打破市场扭曲，进而优化资源配置。二是“技术进步效应”。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发力点，充满活力的新企业纷纷涌现，针对新技术的投资提速，从而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转化和扩散，并且这一效应在高科技行业尤为显著。从两者关系来看，“信息优化效应”本质是现实局部最优化。在“信息优化效应”充分发挥后，则必须以“技术进步效应”为引擎，从较低级的最优化迈向更高级的最优化，才能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从具体实践来看，“信息优化效应”的主要提供者是互联网企业，并集中体现于电子商务、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技术进步效应”的主要提供者则是智能设备和高新技术的研发企业，并据此支撑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虽然“信息优化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相辅相成、同时进行，但是两者贡献的相对大小因时而变。因此，根据主导效应的转变，新经济的发展可以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危机十年。在这一阶段，新经济的“信息优化效应”占主导地位，“技术进步效应”居辅助地位。其典型表现在于，一方面，互联网企业成为本阶段新经济的主力军，深刻重塑市场机制，有力优化资源配置并赚取由此产生的红利，实现了自身的高速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危机十年始终未能出现革命性的科技突破，反而是上一轮信息技术浪潮的衰退成为各国经济挥之不去的困扰。基于此，在这一阶段，新经济自身发展与经济总体走势并不同步，甚至呈现一定的逆周期性。例如，2008-2017年，科技股的表现保持长期坚挺，超脱于股市的起伏动荡，亦明显优于全球复苏的总体走势。其原因在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演进，叠加全球长期货币政策超宽松的负面成本，造成了要素市场扭曲、要素配置阻滞。越是在这种困境下，越能够凸显“信息优化效应”的经济价值，从而进一步增强新经济企业发展的比较优势。

第二阶段，后危机时代。以2018年为起点，内外部因素的重大转变开启了新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两大效应的地位发生轮换。从外部看，随着全球经济开启真实普遍复苏，全球货币政策正常化稳步推进，正在渐次修复市场扭曲，因此“信息优化效应”的相对重要性下降。相反，随着全球供给侧改革的提速，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亟需重大科技突破从根本上激活增长动力，因而对新经济的“技术进步效应”尤为期盼。从内部看，经过危机十年的高速发展，基于上一代科技革新所能优化的资源配置潜力，已经基本得到利用，“信息优化效应”的增量随之放缓。新经济亟待依靠“技术进步效应”，完成新一轮科技积淀，在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才能为“信息优化效应”打开新空间。基于此，展望新阶段，“技术进步效应”将占主导地位，“信息优化效应”则居辅助地位。遵循这一模式，新经济将与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传统领域深度融合，通过大规模改造传统经济金融体系，实现科技进步对全产业链的正向溢出；通过强化创新驱动、服务经济总体，以扩大自身发展空间。从外在表现来看，这一趋势将体现为新经济的自身发展与实体经济的总体复苏相关性提高。

路径依赖产生沉重后果。基于以上逻辑，随着第二阶段的开启，新经济亦需要切换到以“技术进步效应”为主、“信息优化效应”为辅的发展模式，但是这一“蜕变”并非坦途，一方面，相较于“信息优化效应”，“技术进步效应”的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另一方面，历经危机十年，借助于“信息优化效应”，新经济巨头天然地掌握了对社会资源配置的重大影响力，特别是对信息这一新的要素资源，形成了类似于自然垄断的特殊权力。由此，新经济企业易于陷入上一阶段的路径依赖，拒绝因时而变，反而加速推动“信息优化效应”的垄断化，以攫取经济租金。在“信息优化效应”的重要性和发展空间都相对下降的背景下，如果不能及时增强“技术进步效应”，而是仍固执地在“信息优化效应”上盲目发力，将对经济总体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市场层面，盲目发力导致过犹不及，使资源配置的优化变为资源配置的扰乱。在道德层面，路径依赖诱使新经济的资源配置之手越过雷池，伸向了不该由市场染指的领域。例如，2018年3月，Facebook爆出“泄密门”事件，大量用户资料被外部公司用于精准化的选情民意操控。9月末以来，Facebook再度卷入用户数据大规模泄露事件，并被指责违规采集用户信息。Facebook的两轮“泄密门”发生后，市场和公众反应强烈，导致其市值遭到重创。Facebook的“多事之秋”有望敲响警钟，成为全球新经济摆脱路径依赖、加速发展转型的风向标。

新经济“蜕变”进行时。正如我们此前报告所述，随着全球真实复苏的开启，围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美、欧盟等经济体的供给侧改革竞跑如火如荼。2018年年初以来，出于对新经济“技术进步效应”的渴求，叠加走出危机后政策空间的改善，各国政府正在用疏堵并举的方式，打破上述的路径依赖，推动新经济的发展转型。就美国而言，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对“信息优化效应”突出的亚马逊公司进行多轮谴责，另一方面则通过税改，引导科技公司的海外盈利回流，反哺国内制造业投资。就欧盟而言，2018年5月25日，GDPR正式落地生效，构建了史上最为严厉的个人数据安全保护体系，全方位限制新经济对“信息优化效应”的滥用。而中国则稳步强化新经济对智能制造的推动作用。同时，近年来，对于部分互联网巨头而言，针对这一“蜕变”的布局其实已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例如，百度、谷歌向人工智能大举进军，网易试水现代农业，腾讯、阿里在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激烈角力，争相提供对制造业的现代信息技术服务。有鉴于此，从全球来看，新经济发展向第二阶段的“蜕变”已成大势所趋。新经济中更富有“技术进步效应”潜力的领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增长前景。其中，科技革新在供给侧与产业升级的结合，在需求侧与消费升级的结合，都将产生最具活力的投资机遇。遵循这一视角，基于中国稳步推进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相对充裕的消费升级潜力，中国新经济的发展将在新阶段呈现相应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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