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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故事的主人公叫老俞，是上海一家保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事讲的是老俞三年半来，一手“讨贷”、一手“讨债”的长路漫漫。

故事还要从2013年底说起，老俞当时做了一个他自称为“帮银行朋友一把”的决定。至今，他因这个决定亏损超过2000万元，而这还没算上难以应付的资金占用和资金成本。

这可不是借钱给人要不回来那么简单。

2013年底，老俞接到某大行上海虹口支行行长的协商，希望他能以3.5折收购该支行的一个不良资产包，内涉14笔钢贸不良贷款，应收债权1.28亿元，折后转让价4400万。因非原价转让，这笔交易金融资产交易通过一家大型AMC作为通道。

老俞给我看过一个讯息截屏，从中看得出银行方的求助之意。老俞说他很清楚，年末银行要出报表，对于身处上海钢贸市场腹地大柏树的那家支行而言，在钢贸危机全面爆发的2013年，不良出表、降低不良率数据，几乎是刚性需求。

老俞在保理公司的下属说自己老板那是“仗义疏财”，老俞自己也说自己是“心肠好”、“帮助人”。但我心里明白，生意场上身经百战，老俞自然是有自己的算盘的——他在明知3.5折的折让价偏高的情况下仍然愿意“接盘不良”，为的就是交换一个人情，试图以此先期锁定一笔授信。据其称，对方支行长也曾应允支持。

银行资金，对这家2013年7月才成立的、参与供应商融资的、本身股东背景也涉钢的保理公司来说，如同命脉。

不过，在这家保理公司如约受让完不良资产包后，一切开始不如俞非预期：苦等三年半，银行贷款分文未放；对人去楼空的钢贸企业做不良资产清收，其路漫漫。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老俞说：银行“变脸”。

银行说：秉章办事。

PART 1：

老俞口述的银行方曾应允“全力支持”、“提供授信”，确也落笔有据。“愉见财经”获取了一份有双方的骑缝盖章的“战略合作协议”，其中既约定了涉上述债权的不良清收工作合作，也约定了虹口支行在协议生效后对保理公司“尽快开展首次授信”。

然而细究措辞，会发现更多信息。

在保理公司的责任方面，这份“战略合作协议”附有一份“备忘录”，其中保理公司承诺从指定的AMC处竞购银行的14笔不良资产，并承诺价格不低于44022418元。若保理公司未按这个价格参与竞拍，将承担相关责任。

在协议签署约1个月后，老俞的保理公司以承诺之兑价受让了全部14笔债权。

在银行支行的合作方面，协议的约定内容则是“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银行信贷政策及融资条件的前提下，经分行审批同意后”，将为保理公司提供总金额人民币2亿元的授信支持，并约定协议签订后一年内可分次追加实现。

也正是因此，我联系上那位支行长，他表示，该行资产转让行为并无违规之处。这家大行上海分行方面则表示，后续未予放贷是因合作企业方面提供的项目不符合该行信贷政策。

PART 2：

在这一框架下，老俞开始了和这家支行多达五个回合的“讨贷拉锯战”。

第一回合，保理公司在完成不良资产交易后，要求合作支行给予授信。支行方面收走了贷款材料，但答复是贷款审批不通过，原因是上级行信贷政策有变，对保理公司加强风控。

第二回合，保理公司易授信主体为其集团关联公司，一家有央企持部分股权的电商平台。但彼时这家电商平台仍做钢铁现货交易，因此贷款申请仍被打回，原因是“涉钢”类业务，已是银行信贷结构调整里最为“忌讳”的投向。

第三回合，授信主体被改成老俞控盘的另一项房地产项目。这次尝试，被银行方面否决的理由是，房地产商开发资质太弱，而该大行对房企授信是遵循“名单制管理”原则的。老俞他们用来申请贷款的房企，显然不在“名单”之内。

第四回合，保理公司尝试让和其有股权关系的一家垂直行业产业云计算基地来申请贷款，让他们觉得有一线希望的是，这家云计算基地还参与某西部地区城商行股权并购。但银行方面表示，一来，此城商行未上市，股权无法估值；二来，还是回到老路，即保理公司无论如何尝试变换关联主体，正因此间“关联性”，申请授信主体都绕不开“涉钢”问题：要么就是股东交叉，要么就是业务交叉。

第五回合，保理公司的人说他们那是“搬救兵搬进京”了，向他们关联公司的股东方——某中字头央企“求救”。这一回合他们想尽了办法，模式中甚至包括该央企同意将其本身在该国有大行的授信额度切割出来，给到该行上海分行向保理公司或关联主体授信。

然而，彼时钢贸败局已定。这家本身就因钢贸“托盘”业务深陷债务危机的央企，即便凭借昔日与一众银行的业务关系还有着未用尽的所谓“额度”，但用这家大行的人“交底”时的话来形容，这个“额度”已是“过期门票”，根本通不过待审会、拿不到钱，更别说切割给信用资质更弱的主体了。

（大家如果想知道“托盘”是个啥，可阅读“愉见财经”早期报道《“托盘”是怎么拖惨上市公司的？》。）

五个回合的“拉锯战”后，老俞难免有“受骗”的感觉，心疼自己在行业外部环境最弱、资金最紧时期的一掷千金，为银行兜了不良之后，却没有得到他期望中的“2亿授信”。

而他或许也懊恼，他、或保理公司的办事人员，都没有足够重视协议里那些条件状语：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前提下、在银行信贷政策及融资条件的前提下、经分行审批同意后，才能有支行的这“2亿授信”。

但话又说回来，这家大行上海分行方面也是言之凿凿的，他们表示，自双发达成协议至今，“如对方能够提供符合国家信贷政策和我行融资条件的项目”，该行都“十分愿意提供授信支持”。因此，是“对方提供的项目不符合要求，所以最终未形成合作。”

故事延展至今再回看，值得多提一笔的是，在此大行对保理公司授信政策调整后的2014年，整个上海的融资担保行业、也包括多家保理公司，经历了行业之殇，担保行业整体不良率飙过10%，到下半年还能正常经营的公司已不到四成。

而上文提及的那家中字头央企，在故事发生的两年后终于自身也支撑不住，进入银行贷款的债权人债务重组阶段，并探索债转股事宜。

PART 3：

讨贷看来是没戏了。那讨债呢？

“里面全是钢贸贷款，一大半连人都找不到了，告去法院也没用，叫我们到哪里去讨债？”保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向我反复强调，不良资产包的3.5折作价是不公允的，此价格并非其真实交易意愿的体现，而是完全基于有配套授信前提下的一种“蚀本买卖”。

我就问他估多少，他说，市场上对于此类钢贸坏账的转让价，只有一折、两折。

这当然不能由当事方说了算咯。愉记就此采访多名接触过此类交易的担保公司人士、银行资产保全部门人士，得到的答案莫衷一是，此类业务高度非标且不透明，转让价格和贷款的抵质押物及担保模式有很大关系，且早期转让价格偏高，2014年之后随清收难度加大而走低。“有的转让，的确只有一、两折。”一名原担保公司高管表示。

从抵质押物及担保模式来看，老俞这次还真并不走运。标的中，除了一项债权有房产首次抵押外，余下的，不是只有担保公司担保、企业间互保联保，就是只有房产的“二押”、“三押”。这房产“一押”债权，也是这家保理公司唯一能申请执行、房产拍卖并清收回款的，金额约2200万元。

可想而知，余下的就都是烂账了。

大家可能会问，不是有担保吗？OK，如果是担保公司担保，后来的情况是，连担保公司自己都倒掉了，如果是联保互保就更扯了，企业都跑光了。

大家可能又会问，不是还有二押三押的房子吗？事实上，这类抵押处理起来非常被动的，债权人基本上没办法申请执行。

所以到头来，老俞的整个资产包4400万元，账面来看就直接亏损一半。而这还不计他们估算的年化约10%的资金成本（4400万元占用一年直接就是440万成本）。

说到这里呢，这家保理公司负责这烂账的人又是一肚子气，比如初期他们诉到法院，司法上还有很多机制都是理不顺的，就好比他们受让了债权，可是房屋抵押权还在银行，法院就不给执行。

不过，即便保理公司讨债之路的坎坷让人同情，那家银行上海分行方面仍表示，资产包转让价格是保理公司当时“清楚且认同的”。言下之意，在商言商，后面保理公司他们如果能讨到更多钱，收益也是他们自己的，如果没能讨到更多的债，也不应该由银行再来承担责任了。

根据该保理公司与AMC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受让方的确需要确认对标的债权进行了独立的尽职调查，对标的债权做了充分、必要的了解，并就标的债权的现状及其风险完全清楚、认可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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