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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前，台湾半岛上空笼罩着自杀阴影。

电视上女主播以娇美的台湾腔，惊恐地播报：“台内近日连续发生多起烧炭自杀事件。屏东县长治乡以务农为生的钟姓男子，独自一个人来到高雄市三民区投宿在火车站附近一家饭店内烧炭自杀，走上不归路。”

死亡魔咒，竟然是你我钱包里都躺着的一张薄薄信用卡，变成了当年台湾几十万卡奴的噩梦。美国作家雅各布《猴爪》也曾揭示了这一真理：过多的欲望，让死神不请自来。

这个有关人性、信贷和欲望的故事，还是要从11年前说起。

发卡到手软，完美生活仿佛一刷便有

实体经济产业下滑的困境，台湾早在1997年开始便经历过了。亚洲金融风暴、台湾传统产业出走，实体店铺经营愈加困难。银行企业贷款坏账收不回来，便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有利可图的消费金融领域，如信用卡、现金卡和其他小额无贷款业务的拓展。

那时，消费金融成为了各大银行兵家必争之地。

1998年，信用卡市场流行送玩偶，中国信托送米奇美妮，富邦银行送小熊维尼。玩偶热让当年台湾信用卡流通卡总量突破了一千万。1999年开始，银行为了提高用户满意度，申请信用卡不用提供收入证明，只需要工作主管的确认。甚至可以用已有信用卡的额度去开第二张卡，并以各种优惠方式推销。同时，全台湾信用卡、贷款广告漫天飞，教导消费者身上有多张卡是种时尚，应该活在当下，有钱用的时候就应该及时享乐，买名牌大吃大喝消费。困顿家庭也可以用信用卡一刷，解除交学费医疗费的燃眉之急。

另一方面，台湾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涨。信用卡从消费支付工具，变成了循环信用工具。2006年初，台湾市场上流通信用卡已经高达4511万张，平均每个台湾人手上有两张卡。信用卡余额高达5000亿元新台币。很多人手上有多张卡，以卡养卡，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很常见。

但是，刷卡过后，美好生活并没有如广告宣传上一般来临，反而进入一个不归的深渊。

卡奴一族，在黑社会暴力催收下苟活

事实上，银行发行的信用卡利息并不低，多数在年利率20%左右，还不包括违约金、手续费、年费等等。过度负债，如同滚雪球一般压得人喘不过气。何况很多信用卡用户，事实上并没有还款能力，如在家靠种田为生的侏儒男子，需要维持全家生计的卡车司机。他们需要面对的，是黑社会暴力讨债无休止的折磨和恐吓。

根据台湾《中国时报》，2006年1月设立的“天王企业”，总部设在台中市文心路，在台湾北部也有分社。该团伙对外以“巨人征信社”为名义招揽生意，实际从事暴力讨债，集团还使用窃听器、西瓜刀、小武士刀、球棒、“连环炮”，电击棒、喷漆，恐吓折磨债务人。并且，还用征信社既有的装备，来追踪债务人的行踪。他们持有卫星定位器GPS，偷置在债务人的车上，并用针孔摄影机或监听器充分掌握对方的行踪，最后直捣家里。

据台湾学者统计，2006年卡奴已经有70万到80万人，仅仅2006年3月份因为背卡债自杀人数高达四十多人，卡奴已经变成台湾严重的社会问题。双卡危机下，授信余额已经高达7800亿新台币，平均每人欠33万元。

而另一方面，银行也并不是赢家。

持卡人还不上钱，导致银行坏账急剧增加，盈利大大减少。许多银行开始动用坏账准备金，富邦银行盈利下降二成到三成。经营不佳的小型银行，如中华商业银行、庆丰银行等坏账率高达6%-14%之间。金融业大感不妙。

生或死，现在只能看政府作为了。

卡奴们开始上街游行，争取权益，成立“卡奴受害者自救会”。银行推出“消费者债务谈判机制”，协商还款计划。而台湾立法院2007年通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假如卡奴债务总额在1200万新台币之内，在法院开始宣告清算或者宣布破产之前，可以提出债务更生，在维持6-8年基本生活的情况下，慢慢还钱。而其中有10万卡奴有资格向银行申请破产，但破产后很多自然人权利受限制，如不能担任建筑师、会计师等。

至此，席卷台湾的信用卡危机，开始慢慢平息。

但留给社会的震荡还远未结束。

2011年，台湾社工王樱芬遇到了辍学的八岁豪豪。豪豪总是坐在爸爸的出租车前座，陪着爸爸一起拜访台北的大街小巷。

豪豪想回学校上课，但爸爸说，没有办法上学，因为当年借钱开店的60万新台币还没有还清，讨债公司还是会找到学校去。

卡债家庭长大的儿童，被迫快速长大，面对社会的冰冷。还有没有被记载的种种，白发人送黑发人，过早残缺的家庭，悲伤还未冷却。

而如今在信用狂热、现金贷风行的大陆，我们只有祈祷，类似的悲剧不要再次降临人间。（文/寂音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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