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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步入了2017年。这既是“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一年，也将是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一年。在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的背景下，2016年12月中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应“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不仅是经济工作的总基调，而且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是做好各项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稳”是主基调，它不仅包含了经济发展中的应对之策要“稳定”、各项经济改革举措的推进要“稳步”，而且包含了货币政策要“稳健”、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稳住”。为何以“稳”为主基调、如何在“稳”的背景下“求进”？笔者谈一点粗浅之见。

以“稳定”的发展取向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对国际社会来说，2017年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扑朔迷离的年份之一，各个国家和地区乃至各个国际组织迄今难以对这年的全球经济走势作出明晰判断。中国经济发展更是面临着各种不确定的国际挑战。

一是美国大政方针的调整。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从参加竞选开始，他就对国际经济、外交、军事和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与近几十年美国政策不同的看法，并将矛头直指中国。从经济和金融角度看，其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强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从参加竞选开始就不断强调，一旦当选就将选择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重塑对外贸易政策。第二，严重挑战国际金融格局。特朗普曾屡屡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提出一旦当选就将采取严厉举措应对中国。同时，他对美联储的加息政策表示不满，公开宣称要“支持低利率”政策。第三，凸显美国霸权。从竞选伊始，特朗普就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竞选口号，实施“美国优先”的政策。这意味着，战后几十年所形成的国际政治、国际文化和国际合作等秩序可能在美国强权的介入下发生新的变化。

二是英国脱欧的影响。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脱欧公投，结果是脱欧阵营胜出，标志着英国迈出了脱欧的步伐，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恐慌。对中国来讲，它可能引致中欧贸易格局发生变化、人民币贬值、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被打乱、中欧抗衡美国的机制被削弱等。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后，欧洲的意大利、荷兰、瑞典、丹麦、挪威等一系列欧洲国家也表露出了脱欧的倾向。一旦脱欧成为一种潮流，欧盟就将受到重创，国际多元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欧洲弱化，必然引致已有的一系列机制安排和运作格局发生巨大调整。

三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认。按照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第15条的规定，中国应在2016年12月11日起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待遇，美国、欧盟、日本等应当终止对华反倾销中的价格“替代国”做法。但这些国家迄今依然以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为理由，继续对中国产品价格用“替代国”方式展开反倾销。虽然中国就此已向世贸组织提出了诉讼，但其判决旷日持久，需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因此，2017年的中国对外贸易还将受到这些发达国家运用原有方法的“双反”制约，这给中国外贸企稳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压力。

四是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2013年12月19日，美联储公开宣布将从2014年1月起逐步减少对长期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购买规模，标志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开始退出。2016年12月14日，美联储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0.50%～0.75%），并预期2017年内还将加息3次。这意味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的步伐在加快，美元将随着这些政策的实施而快速升值。美元升值，不仅引致各种国际货币的贬值和国际经济金融交易中的美元吃紧，而且将引致国际市场中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给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进一步的不确定影响。

综上所述，2017年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将在重新磨合调整中前行，但和平发展依然是主题。在相关国际变量及其影响力度尚且不确定的条件下，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基本取向，稳住自己的阵脚，做好自己的事，以不变应万变，由此，“稳定”发展成为2017年最基本的政策取向选择。

“稳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中国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2016年，新增1000万人以上的就业目标和脱贫解困1000万人以上的扶贫目标提前实现；物价基本稳定，CPI增长率保持在3%以下，PPI增长率由负转正；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6.2%，利润增长率由2015年的负增长转变为9%左右的正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3%，进出口总额增长8.9%。与此同时，经济运行质量、效益等也有所提高。“去产能、去库存”顺利推进，钢铁产业拆除的炼铁炼钢产能分别达到4628.93万吨和9748.55万吨，煤炭去产能2.5亿吨的任务也已提前完成，2016年5月以后企业库存转为负增长。同时，经济结构继续优化，科技创新对发展的支撑作用增强，实现了“十三五”规划的良好开局。

但是,“去产能”的任务依然繁重。在市场价格上行的引导下，2016年钢铁、煤炭、水泥等产量从2015年的负增长转为正增长。2016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G20工商峰会演讲中指出：“从2016年开始，我们正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调节供求关系，要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用3～5年时间再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这是我们从自身长远发展出发，从去产能、调结构、稳增长出发，自主采取的行动。中国在去产能方面，力度最大，举措最实，说到就会做到。”不难看出，“去产能”工作依然艰巨，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

“去杠杆”已经破题。2016年10月10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强调要“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通过推进兼并重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自我约束、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债务结构、有序开展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依法破产、发展股权融资，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但在以银行信用为主提供资金的条件下，要降低实体企业的杠杆率，有待于金融体系的体制机制改革深化，其中尚有诸多的难题需要破解，并非短期可以达到预期效果。金融体系中的另一严重问题是，金融风险正在快速集聚。实体经济面缺资金，金融面却出现“资产荒”，这对矛盾意味着大量资金在金融运作中周转，并未有效落到实体面。2016年债券市场、期货市场等都曾发生交易价格上下大幅波动的惊险一幕。金融机构、准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之间通过通道业务展开的金融运作，既传递着资金、资产和信息，也加速传递并累积着金融风险和有毒资产。鉴于此，近两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把“防控金融风险”列入年度重点工作范畴。

经过2014年以来的各方努力，通过降低税负（尤其是“营改增”）、减少收费、降低利率等措施，“降成本”已有明显进展。2016年实体企业的经营利润呈现正增长且增长率逐季有所提高，但它们的各项税负和融资成本等过高的问题并未根本缓解，融资难、融资贵还是许多小微企业面临的一个发展难题。

“补短板”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条件下，高新技术开发快速展开，但它要推动工业4.0的开展和工业产品迈向中高端从而有效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组织机制的短板、体制机制的短板等则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打通“最后一公里”来弥补，由此，既要有效解决“硬短板”，也要有效解决“软短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7年“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如果说前些年在实现“稳中求进”中“稳”主要讲的是GDP增长率要稳住，“求进”主要讲的是经济结构优化、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提高的话，那么，如今“稳”中就增加了一系列更丰富的内涵，它既包含经济增长、经济运行和经济改革举措等方面要“稳”，也包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生活秩序改善和各项政策出台落实等要“稳”。“求进”强调的是“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因此，“求进”既要以维护和实现“稳”为前提又要以维护“稳”为目标，这决定了“求进”在运作过程中要“稳步”，不可急于求成，但需“奋发有为”。

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强化金融风险防控

自1999年起，在宏观经济调控机制选择中，中国就以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主。其中，2004～2007年稳健货币政策的取向转为适度从紧，2011年以后重新回归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从货币政策调控来看，2015～2016年稳健货币政策的取向带有“适度从松”的特点。2016年，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货币政策当局灵活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既通过调整资金供给结构来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从适度扩大需要角度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由此，为经济增长和“三去一降一补”运作营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2016年的货币政策调控操作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强化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有效防控经济金融运行中的流动性风险。主要表现有三：其一，通过净投放基础货币，增强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2016年，通过运用逆回购、央行票据、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和国库现金管理等工具，中国人民银行累计向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投放了2万多亿元的基础货币，在关键时点有效缓解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紧张状况。例如，2016年12月15日，在美联储加息、海外债市抛售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债市受到严重冲击。5年期、10年期国债的期货合约盘中均触及跌停（为国债期货上市后的第一次），鉴于此，央行积极出手，开展了1400亿元7天期、450亿元14天期和600亿元28天期的逆回购交易，有效抑制了债市恐慌态势，维护了市场平稳运行。其二，建立了公开市场每日操作的常态化机制。央行通过以7天期逆回购为主的操作机制，提高了流动性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有力地引导和稳定了市场的短期利率。其三，进一步丰富了逆回购操作工具的期限品种。在以7天期逆回购为主要操作品种的基础上，央行分别在8月和9月增加了14天期和28天期的逆回购工具，既推进了货币市场交易期限结构的优化，又有着防范由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引发的流动性风险之效能。

第二，深化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改革。主要表现有二：其一，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从2016年起，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将2011年引入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上升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在以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框架下将关注的指标扩展为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情况、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情况、信贷政策执行情况七个方面的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同时，将外汇流动性和跨境资金流动等也纳入了宏观审慎管理范畴，其中包括：对远期售汇征收风险准备金；扩大本外币一体化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对境外金融机构在境内金融机构存放执行正常存款准备金率。其二，进一步完善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在前些年多次改革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基础上，2016年7月，央行进一步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的缴存基数由一般存款余额在旬末的时点数调整为旬内的算术平均值，即将计提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分母由时点考核改为平均数考核，由此使得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考核更加科学和严格。

第三，创新金融工具，有针对性地展开期限结构调整。2016年，在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和抵押补充贷款等金融工具的基础上，央行将中期借贷便利的期限结构扩展到了3个月、6个月和1年期等，以满足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不同期限的资金需求。同时，有针对性地将抵押补充贷款投放于棚改、重大水利工程和人民币“走出去”等重点项目，以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这些项目的长期资金。通过这些操作，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从2015年底的26626.36亿元增加到了2016年11月的77293.36亿元，净增额达到50677亿元，这使得央行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调控能力明显增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2017年，“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由此，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需要着重把握三个要点。

第一，松紧适度。“稳健中性”既强调“稳健”又强调“中性”。“稳健”要求货币政策调控中要有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中性”要求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根据经济金融运行的具体态势及时地调整货币供给的松紧程度，灵活地运用各种金融工具，以实现“调节好货币闸门”的基本目标。

第二，保持流动性基本稳定。流动性是保障经济金融正常运行的基本机制。金融市场和各类金融机构、实体企业中发生的各种金融风波、价格大幅涨跌、财务危机等均与流动性的流量、流速和流向相关。鉴于此，要有效发挥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必须切实抓住“流动性”这个牛鼻子，在各个关键时点上，使之与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需求相适应。要保持流动性基本稳定，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近年来，在各种金融机构业务合作方式增加的同时，金融运作中链条不断延长，金融为自己服务的比重持续提高，由此引致的一个主要结果是，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随之延长、传导成本上升，有时甚至发生某种程度上的梗阻。要保持流动性基本稳定，就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调整货币政策调控机制。

第三，防控金融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在金融各业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背景下，2017年防范金融风险的形势更加严峻、任务更加艰巨。这些金融风险不仅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运作中容易发生，也不仅在国内经济运行、商业交易和网上交易中容易发生，而且在国际间展开的各类交易中也容易发生，因此，需要认真仔细地对各个风险节点进行系统的梳理排查，既要弄清楚的它的机理、成因、条件、传染渠道、效应和防控预案，也要逐步建立相关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2017年，央行在维护经济金融运行秩序稳定的同时，必须加大防控金融风险的力度，为此，既要强化宏观审慎监管的力度，努力做到金融风险全覆盖，又要强化对各个节点金融风险的防控，以确保即便某个节点金融风险的出现也不会引致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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