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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金融无疑是热门政策话题之一。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建立了十分庞大的金融体系，在资本定价和资本配置方面，市场机制还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政府对金融体系干预的程度较高，金融改革应该持续推进。但是学者、官员的共识也就仅限于应当推进金融改革这一大原则，具体改什么、如何改、改多少，分歧相当大。任何一个改革，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就应该改革，反之则不改。不过，对金融改革做成本收益量化分析难度非常大。持续多年的争论之所以没有形成改革共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量化政策分析。

2014年，金融新政多达数十条，覆盖银保证。从这些政策出台节奏和时机看，政府对金融改革的思路是：第一，改革不能停滞；第二，政府在制定与落实改革政策时，要权衡短期的调整成本与长期的金融风险；第三，金融改革措施并不能完全地割裂进行，应该考虑不同领域改革措施之间的相互配合。

面对不断推进的改革，金融机构怎样应对？互联网以及民资等新元素的加入，市场风险防范机制能否应对潜在风险？原有的金融监管模式和思维是否能与时俱进？这些都是新金融生态下，需要量化的改革变量。

金融机构改思维

2014年中国GDP同比增幅7.4%，是24年来的最低增速。由于市场早已消化增速下降预期，市场反应比较平稳。未来，7.3%、7.1%甚至是低于7.0%的GDP增速都有可能，这也是新常态最量化的表现。在经济增速下滑的大环境下，以高利润著称的金融行业面临的首个冲击便是利润率增长失速。

中国的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被誉为全球最能赚钱的银行。“超高经济增速是金融机构过度扩张的动力，随着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下降，金融机构不得不抑制快速扩张的冲动。”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指出，“过去只要有量就有利的时代正在渐渐落幕。”

迈入新金融时代，金融机构首先要改变的就是要放弃“傍大款”的懒人思维及发展方式。“中国的金融机构多年来普遍都喜欢围着国企和央行打转，对中小微企业重视不够。而且，金融机构往往偏重于暴利行业。未来，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金融机构盈利增长点在民营企业。”奚君羊认为，“金融机构应该更优化地配置资源，而不是将大量资源继续投向国企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银行业独大的局面是新金融时代需要改变的。“中国企业融资成本之高，在全球名列前茅，银行养成了躺着赚钱的坏习惯，同时也致使银行负债率及杠杆率高企。”一位外资银行分析人士表示，“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的债券市场，目前中国的债券市场基本只局限于银行间债市，而公司债、企业债、市政债等领域则发展有限。债券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将极大地缓解企业的融资难题，从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民资涌入防风险

新常态下的金融生态的一大变化点，就是民营资本挺进金融行业。“目前，很难判断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究竟会对中国的金融行业带来多大的影响，但竞争加剧是必然的。”奚君羊认为，“竞争绝不是简单的价格竞争，竞争的程度会有很大的提高。与此同时，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也更大、更多样化。”

熊猫烟花创始人、银湖网董事长赵伟平表示，在新常态的背景之下，在政策的指引之下，民营资本有机会进入长期以来无法进入的金融市场，意义重大。“我们已经看到阿里巴巴等巨头在金融领域进行的积极探索和取得的成绩，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各种背景的企业加入金融领域，我认为互联网金融的前景非常美好。互联网将促使金融更快回归服务实业的本质，使得金融能够成为中国经济产业升级的助推剂。”

201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今年1月4日，李克强又在深圳前海视察了没有网点、没有门店的前海微众银行。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报告称，预计到2020年，中国通过互联网金融实现的资金投资、理财覆盖率将会从目前只占人口的3%增长到25%-30%，基本上与美国的覆盖率水平相当。对于小微企业融资的覆盖率也将从目前的11%增长到30%-40%。

“互联网金融提供了多渠道的理财及融资方式，打破了传统金融的格局，发展前景广大，年增速有可能达到50%以上。”不过，奚君羊同时指出，“高发展与高风险并存，除了金融性的风险之外，互联网技术本身的风险也不小。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越多样化，风险自然也就越高。”

监管创新促改革

新金融所呈现的新的生态，让无法再依赖旧生态环境“吃香喝辣”的金融主体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地去重新适应新的环境。“创新，是未来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惟一道路。”上述外资银行分析人士指出。

近几年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推进以及金融机构走向海外市场，无论是渠道还是产品等诸多领域都有所创新，尤其是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更是提升了金融领域的整体创新力度与速度。

“无论是传统的金融机构还是新生的金融机构，都是金融创新的主体。而机构追求创新的方向及目标是一致的，即从原先的追求业务增长转变为全方面地为客户提供服务。个性化的服务以及高质量的服务是未来金融机构的最大竞争力。”奚君羊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指出，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很多的机构、个人，已经获得了“过分”的金融服务，但是普罗大众并没享受到较好的金融服务。这么多年来我们剥夺了很多企业和个人，乃至很多的机构享受天赋人权的机会，因此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有六个字口号—发展普惠金融。

“什么叫普惠金融？金融是服务社会的行业，现在它要能够为大众服务。我们要创新理念，创新体制、机构、市场工具，创新服务。互联网金融的大发展为普惠金融的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加上放开国家对信用的统治，让非金融机构之间，让居民和非金融机构之间不需要通过金融机构来实现信用的相互提供，他们的活动可以用一般的工商法规范，不必要用金融法规范。”

而除了金融机构的创新，监管的创新也是新金融环境下所必然的。“首先是监管过度，在某些业务领域，监管机构是层层管，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金融机构的创新。同时，在另一些领域则存在着监管缺失，各政府部门之间推来推去，任由风险滋生并增大。”奚君羊指出，“中国的金融监管，无论是在制度、政策方面，还是在体制、机制上面，都有很大的改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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