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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央行官员再度谈及影子银行问题，再度强调“辩证看待”。在当日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银行监督官大会”上，央行副行长胡晓炼表示，“一方面影子银行存在经营不规范、监管套利等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传统银行体系的有益补充，影子银行在服务实体经济、丰富居民投资渠道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胡晓炼表示，在对影子银行业务的监管处理时，要重在因势利导，在加强规范管理的同时，引导其合理有序地开展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的服务。

央行官员对于影子银行的表态并不令人感到陌生。在被称为“影子银行宪法”的国务院“107号文”（《关于加强影子银行业务若干问题的通知》）中，便有类似的表述。不过，放在当前的背景之下，这种“辩证看待”的官方表态颇具现实意义——三季度以来，国内影子银行活动极度收缩。7月份，社会融资规模为2731亿元，分别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少1.69万亿元和5460亿元，其中，被认为与影子银行关系较为密切的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及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三项，共计减少3099亿元，同比少增4400亿元；至8月，社会融资规模有所反弹，至9574亿元，但其中人民币贷款便增加了7025亿元，“影子银行三项”合计只增117亿元，同比少增7079亿元。

在我们看来，官方对于影子银行的辩证表态，与当前影子银行的极度收缩存在关系。一般认为，影子银行活动在7、8两个月份的收缩，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再度下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带动导致融资需求低迷；另一方面，也与监管层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有关。在7月份表现异常的社会融资数据发布后，央行便发布公告称，非银行信贷减少的部分原因是监管的加强。在兑付违约风波不断的大背景下，监管层加大力度整肃通道业务，试图将融资行为从表外转回表内，但却遭遇“一收就死”的困局，导致影子银行活动极度收缩。微观层面上，这些监管措施的确有助于避免风险个案的发生；但从宏观上看，社会融资的萎缩对债务的滚动极其不利，很容易形成流动性风险，在金融体系内快速传播。中国经济正处于高负债率之下的“新常态”，按照旧有的思维治理影子银行风险，可能将顾此失彼，在管住微观风险的同时，令宏观层面上的系统性风险失控。

在我们看来，加强对影子银行活动的监管，这一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具体的监管方式，到底是行政式、项目式的顺周期监管，还是法治式、宏观审慎的逆周期监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内监管高层一直在强调宏观审慎的逆周期监管，但在监管实践中，却往往变成项目式的顺周期监管。

这种“言行不一”使得金融风险在（表内外）信贷快速投放时不断积累，又在流动性大潮退去时加速暴露。只有真正转换监管思路，在制度层面上理顺宏观与微观的监管体制，才能避免监管实践中的“顾此失彼”。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日前表示，目前商业银行整体资本充足率达12.4%，不良资产率为1.05%，拨备覆盖率263%，表明银行业资产质量总体稳定，风险可控。既然如此，就不需要对影子银行风险如临大敌——摸清影子银行的底数很重要，但是否采取直接的监管措施，则须拿捏再三。

更进一步的，对影子银行的监管需要更加法治化，按照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款来，而非遵循行业“潜规则”。在打破影子银行“刚性兑付”方面，应当更加坚决，加快市场出清，而非名松实紧强调兑付与风控。风险暴露并非不可以，但需要依法对债务人施行破产保护，并尽可能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才能维持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转，在高负债情况下稳固市场信心。

最终分析的结论是（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辩证看待”影子银行，不仅需要看到影子银行的风险和好处，更应看到影子银行监管实践在宏观与微观上的不一致性。法治化与宏观审慎的监管是治理影子银行的最佳思路，监管层需要做到言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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